1912年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巴尔干半岛的战报像秋日骤雨般密集地砸在欧洲各国外交部的案头。每一份电报都在重复着相同的主旋律——奥斯曼帝国的溃败。
在罗马军情局的作战室内，巨大的巴尔干地图上，代表保加利亚的蓝色箭头已经刺穿色雷斯防线，直抵查塔尔贾防线，距离奥斯曼帝国的心脏君士坦丁堡仅一步之遥。代表塞尔维亚的绿色箭头横扫科索沃和马其顿西部，希腊的白色箭头深入伊庇鲁斯和马其顿南部，连黑山的红色箭头也向前推进了数十公里。
“不可思议的速度。”军情局长里奇站在地图前，手中的铅笔无意识地敲击着图框边缘，“土耳其人在欧洲的统治，垮塌得比最悲观的预测还要快。他们的军队像是用沙子堆起来的。”
亚历山德罗沉默地注视着地图，战局的进展甚至超出了他基于后世模糊记忆的预期。巴尔干同盟的战斗力，在俄国支持和对领土的渴望驱动下，爆发得惊人。但这股力量冲垮土耳其的同时，也正朝着意大利觊觎的方向漫溢——尤其是塞尔维亚的兵锋，明显指向亚得里亚海沿岸，指向阿尔巴尼亚。
“我们等的风来了。”亚历山德罗终于开口，声音平静，但眼底有锐光闪过，“通知‘果园’，所有预设的‘催熟剂’，现在可以全面投放。要快，要在塞尔维亚人冲到海边之前，让果子自己从树上掉下来。”
命令通过加密电波和秘密信使，穿越亚得里亚海，抵达阿尔巴尼亚的各个联络点。
10月28日，斯库台。深夜，城市边缘一座属于亲意派贵族的庄园地窖里，油灯照亮了十几张表情紧绷的脸。为首的是当地颇具声望的部族领袖穆斯塔法·巴伊，他手中摩挲着一支崭新的、抹去了生产编号的意大利卡尔卡诺步枪。
“意大利朋友送来的消息，”巴伊压低声音，对围坐的各村头人和知识分子代表说，“土耳其人的军队大部分被调去东边挨揍了，留在我们这里的，都是老弱和废物。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人正朝我们这边来，他们说我们是‘老塞尔维亚人’，要‘解放’我们。”他啐了一口，“去他的解放，我们要的是自己的国家。”
“武器够吗？”一个年轻头人急切地问。
“意大利人通过海路，在圣乔瓦尼-迪梅杜阿和发罗拉海岸偷偷运进来不少。”另一人回答，“步枪、子弹、手榴弹，还有钱。够我们拉起一支像样的队伍。”
“那还等什么？”一个满脸伤疤的老战士低吼，“趁土耳其人顾不上，趁塞尔维亚人还没到，我们干。”
10月30日，起义的火星在多个地点同时迸发。在斯库台，起义者突袭了城外的土耳其兵营和税所；在地拉那，民族主义学生和市民走上街头，与留守的奥斯曼宪兵发生冲突；在培拉特，山区部落武装伏击了一支运输队；在南部重镇发罗拉，港口工人在秘密组织的带领下，占领了海关和电报局，升起了一面红底黑双头鹰的旗帜——那是斯坎德培的徽记，此刻成了阿尔巴尼亚独立的象征。
起义迅速蔓延。奥斯曼留守部队本就兵力单薄、士气低落，面对突然爆发的、似乎得到外部支持的全面反抗，要么龟缩在少数几个坚固据点里，要么一触即溃。短短一周内，阿尔巴尼亚中北部山区和南部沿海大部分区域，实际脱离了奥斯曼的控制。
11月5日，地拉那。在已被起义军控制的市政厅里，一个由各部族代表、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包括天主教和穆斯林）组成的“阿尔巴尼亚民族委员会”宣布成立。委员会发表公告，宣称代表阿尔巴尼亚人民，废除奥斯曼帝国在阿尔巴尼亚的统治，成立“阿尔巴尼亚国”。公告同时以极其恳切的语气，“呼吁所有友好国家，特别是隔海相望、有着深厚历史与文化渊源的意大利王国，关注并承认阿尔巴尼亚人民的自决权利，并在我们面临外部吞并威胁时，提供必要的外交与道义支持”。
这份公告的文本通过意大利军情局控制的秘密电台，第一时间传回了罗马。
“反应比我们预想的还要迅速和‘上道’。”科隆纳伯爵拿着译电，语气中带着一丝满意，“他们完全按照我们暗示的剧本在演。独立声明，求援，目标明确指向我们。”
亚历山德罗快速浏览着电文，点了点头：“因为他们不傻。塞尔维亚和希腊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奥匈的支持充满不确定性且动机不纯。只有我们，既展示了能力（提供了武器和组织指导），又在地理和文化上显得‘亲近’，并且看起来不像要直接吞并他们。”
他转向科隆纳：“外交部立刻起草两份声明。一份公开的：对阿尔巴尼亚人民追求民族自决的努力表示‘理解与关注’，对巴尔干地区出现的紧张局势‘深表忧虑’，重申意大利支持通过和平与国际协商解决领土争端，反对任何武力兼并。语气要充满人道关怀，立场要显得公正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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