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奥斯塔公爵放弃继承权的声明如同一纸讣告，宣告了萨伏伊王朝直系血脉在意大利王位上的终结。奎里纳莱宫的宝座空悬，罗马街头议论纷纷——仗还没打，国家却没了元首。
欧洲王室的名单被迅速翻阅又更快合上。英国王子？等于向柏林宣战。德国王子？政治自杀。西班牙或瑞典的候选人？小国背景，两方阵营都不买账。皮埃蒙特的远房亲戚？血统稀薄得引不起任何敬意。
议会吵成了一锅粥。有人提议恢复罗马共和国的“双执政官”，被学者嗤笑为儿戏；有人主张成立贵族委员会暂摄国政，立刻被质问“谁有资格坐上去”。宪政危机像亚得里亚海二月的浓雾，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心头。
打破僵局的不是政客，而是报纸。
《复兴报》的社论像一记耳光抽在脸上：“我们的士兵在等待命令，你们却在讨论该从哪个外国进口一位连‘早安’都不会说的王子？马志尼和加里波第的梦想就是为了让意大利人继续向外国王室鞠躬？”
《米兰金融报》的算盘打得噼啪响：“每一天，伦敦和巴黎的银行家在等我们的订单，柏林的外交官在揣测我们的意图。军队需要明确的统帅，工厂需要稳定的订单。找个外国君主？光宪政谈判就要半年。这半年里，谁来签字？谁来决策？等你们委员会投票通过，里拉可能已经跌成废纸。”
“非常时期需要非常之人”——这句话开始在各个沙龙、咖啡馆和议会走廊里流传。起初含糊，后来指向越来越明确。
二月中的议会小组会上，七十五岁的统一党元老乔瓦尼·巴蒂斯塔议员，在又一轮无果争吵后，颤巍巍地站起来，拐杖重重敲在地面。
“先生们！”他声音嘶哑却穿透嘈杂，“我们到底在找什么？那个‘非常之人’，不就在这间屋子里吗？”全场一静。
老议员浑浊的眼睛扫过众人：“过去这一年，国王病重，是谁让政府照常运转？萨拉热窝枪响后，是谁稳住了意大利的航向？过去三十年，从统一到建铁路，从非洲殖民到建造无畏舰——亚历山德罗·科斯塔！还有谁比他更懂这个国家的脉搏？还有谁比他更有资格，在这风暴里掌舵？”
这番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迷雾。许多人心里那个模糊的影子，突然有了清晰的面孔。
反对声当然有。保皇党议员路易吉·阿尔比尼在《保守之声》上痛心疾首：“这是君主制的坟墓。今天可以‘非常时期’设摄政，明天就能‘非常需要’变独裁。”
但他的声音很快被淹没。原因很现实：
军官代表团直接向议会施压：“我们的士兵需要明确、统一的指挥链！不是王位继承法的辩论课！”
中间派议员们私下嘀咕：“一个外国王子可能带来分裂。科斯塔至少证明了他能治理国家，而且他本身是侯爵，不算彻底打破传统。”
最微妙的是左翼的沉默。社会党和共和派议员面临两难：推动共和制不现实，支持外国国王更不可能。相比之下，让科斯塔这个“务实派强人”暂时掌权，似乎是眼下最不坏的选择——至少他没镇压过工会，还推行了义务教育。
列强的态度成了最后一枚砝码。
英法俄三国大使通过隐秘渠道传递了几乎相同的信息：“伦敦/巴黎/圣彼得堡不干涉意大利内政。我们只要求两点：政局稳定，现行对协约国有利的经济合作必须持续。谁能保证，我们就支持谁。”
德国和奥匈的回应更直接：“如果这种安排能防止意大利彻底倒向敌方，帝国没有意见。”
亚历山德罗在首相府书房里看着这些密报，嘴角浮起一丝冰冷的弧度。列强只关心利益和平衡，至于意大利王座上坐的是国王还是摄政——谁在乎？只要能做交易就行。
最精彩的表演来自亚历山德罗本人。二月下旬的议会质询会上，当一位激进党议员直接发问“阁下是否愿意在非常时期承担更大责任”时，亚历山德罗的反应堪称教科书级别。
他先是怔住，仿佛没听清问题。然后露出疲惫的苦笑，揉了揉眉心。“议员先生，”他声音低沉，带着六十三岁老人特有的沙哑，“我的人生从热那亚一个破产商人之子开始，到今天站在这里，已经全部献给了意大利。我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只求能带领这个国家安然度过这场风暴。”
他停顿，目光缓缓扫过全场，每个字都说得极其缓慢、极其沉重：“王位……关乎萨伏伊王朝千年法统，关乎宪法根基。这必须由议会、由学者、由全体意大利人民来决定。我个人的愿望很简单——在我告老还乡之前，能看到意大利赢得和平与尊严。除此之外，别无所求。”
这番话被第二天所有报纸全文刊登。“无私”、“谦逊”、“真正的爱国者”——赞誉如潮水般涌来。在政客们争吵不休的时候，民众看到的是一个默默扛起国家的老人。他越推辞，人们越觉得“非他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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