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初，东海之滨。 空气是咸的，润的，带着海洋特有的、混杂了海藻、鱼虾和远处船舶燃油的复杂气息。
强劲而持续的海风毫无阻挡地吹拂着，将王龙飞和李静的头发吹得有些凌乱，也带来了属于开阔水域的、令人精神一振的勃勃生机。他们的车子沿着海岸公路行驶，左侧是绵延的防风林和零星的养殖塘，右侧则是一望无垠、在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的灰蓝色大海。
与南方内陆的温婉山水平静田园不同，这里的一切都显得更加粗犷、直接，充满了原始的力量感和不确定性。
他们的目的地，是一个名叫“金岙”的渔村。这个村子在当地小有名气，并非因为旅游开发得多好，而是因为它是周边少数几个还保留着一定规模近海捕捞船队、同时兼营滩涂养殖的综合性渔村。
“本味优选”平台上，有几家口碑不错的生鲜商家，源头就在这里。王龙飞和李静此来，既是体验，也是带着商业视角的“田野调查”——他们想亲眼看看，那些在手机页面上鲜活肥美的海鲜，是如何从这片风浪中走来，其背后的产业逻辑、价格链条和渔民生计，又是怎样一番图景。
抵达金岙时，已是上午九点多，错过了凌晨归港的渔船最热闹的交易场面，但渔港并未沉寂。
不大的港湾里，停泊着几十艘大小不一的渔船，有些是传统的木质渔船，油漆斑驳，透着岁月的痕迹；更多的是钢制渔船，更高大，装备着各种机械吊臂和雷达天线。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鱼腥味和海水的咸涩。码头上湿漉漉的，残留着鱼鳞和冰碴。一些妇女正蹲在码头边，手脚麻利地分拣着最后一波交易后剩下的小杂鱼和贝类，准备拿回家自食或晒成鱼干。几辆冷链运输车正在装货，工人将一箱箱覆着碎冰的海鲜搬上车。
他们将车停在港区外，步行进入。一位皮肤黝黑发亮、穿着防水围裙和雨靴的中年汉子正在冲洗自家渔船甲板，水花四溅。王龙飞上前递了支烟，搭起话来。汉子姓陈，是艘中型拖网渔船的船老大。
“刚回来？” 王龙飞问。
“嗯，这趟出去三天，运气一般。” 陈老大抹了把脸上的水珠，接过烟点燃，“主要是带鱼、鲳鱼、还有不少杂鱼。大个的、品相好的，半夜靠岸就被贩子收走了，剩下这些小的、破相的，价钱就上不去。” 他指了指船舱里所剩不多的渔获，语气平淡，听不出太多情绪，像是早已习惯了这种靠天吃饭、行情起伏的生活。
“现在出海成本高吧？” 李静问。
“高！油钱、人工、网具损耗，哪样不要钱？” 陈老大打开了话匣子，“像我这条船，雇了五个人，一出海，每天睁眼就是几千块开销。要是赶上禁渔期延长，或者鱼汛不好，搞不好就得赔本。现在近海鱼越来越少，越来越小，跑远了成本更高，风险也大。”
他叹了口气，“儿子在城里读大学，说啥也不肯回来干这个，嫌苦，嫌不体面，也嫌没前途。我们这一辈干完，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接班。”
正聊着，一个穿着夹克、手里拿着账本和计算器的精瘦男人走了过来，跟陈老大核对最后的账目。
陈老大介绍，这是常年收他渔获的“行贩”老林。老林很健谈，听说王龙飞和李静是“做生意的，想了解了解”，便热情地跟他们算起了账。
“像陈老大这趟回来的中号鲳鱼，我收的码头价大概在二十五到三十一斤，看大小和鲜活度。拉去市里批发市场，能卖到四十五到五十。再到你们在城里海鲜酒楼或者精品超市看到的，可能就得七八十甚至上百了。”
老林掰着手指头，“带鱼便宜点，码头价好的也就十几块，到终端翻个倍很正常。这中间的差价，扣掉油钱、人工、市场摊位费、损耗（海鲜死亡率不低），我们赚的也是辛苦钱，而且价格波动大，一天一个价，搞不好就砸手里。”
他指着远处正在装车的冷链车：“那都是发往上海、杭州大市场的，对品相和规格要求高，价格也相对稳定，但竞争激烈，压价也狠。我们本地小贩，主要做周边县市和本地饭店，灵活，但利润薄。
中午，他们被老陈热情地邀请到家里吃饭。“家里没啥好东西，就是些刚上岸的海货，新鲜！” 老陈的妻子，一位手脚麻利、笑容爽朗的渔家妇女，早已在厨房里忙活开了。
饭桌就摆在自家小院的冬瓜架下，海风习习，倒也惬意。菜陆续端上来，果然都是极致的“鲜”：
* 盐水煮对虾：虾是早上刚收的养殖对虾，个头均匀，壳薄肉弹。老陈说，现在纯野生的对虾很少了，市场上基本都是养殖的。他们家自己也承包了几亩虾塘。
“养虾风险大，怕病害，怕水温突变。但行情好的时候，一亩塘的对虾，毛收入能有一两万，扣除苗种、饲料、药品、塘租，赚个辛苦钱。今年饲料涨得厉害，利润又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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