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不想来这里的。他喜欢开长途货车，方向盘握在手里，一路跑遍陕北的山川沟壑，风里来雨里去，整个世界都是活的——发动机的轰鸣、柴油的气味、山路的弯道、各地饭店一碗热腾腾的羊杂碎，那才是他的世界，自在又踏实。
但前段时间，他父亲李登云——县革委会副主任——把他叫到跟前，语气不容置疑：“向前，货车别开了，去项目组。那儿缺个司机，你去开小车。”
“我不去。”他说。
“你不去也得去。”
李登云的烟灰掉在裤子上，拍都没拍，
“以前没机会，我随你，现在，你听我的，开货车能有什么前途？一辈子浑身机油味？
这个项目是省里的，孙专家和省上领导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去待着，第出了成绩，你的履历上有浓墨重彩的一笔，以后调到哪里都硬气。”
他张了张嘴，想说“我不需要硬气”，但看着父亲花白的鬓角，把话咽了回去。
他知道父亲是为他好。父亲已经在奋力托举他了，他不能不识好歹。于是他来了，放下了大货车方向盘，坐进了那辆北京吉普的驾驶座。
吉普车比货车干净，安静，体面，但他总觉得那辆车是死的——它不会像大货车那样在他手里喘气、颤抖、和他对话。
但他看见意气风发的孙少安，便想起那个漂亮，温柔知性的田润叶。
他见过润叶三次。第一次，那时他还只是跟车学徒，在县农业局门口，她送他父亲搭乘他和他师傅的便车回村，那一次，她便闯进了他的心里
第二次也是在县农业局，他已出师，单独能开大货车，她还是送他父亲搭他的便车，她的笑，温柔的像月亮。
第三次是去年，他去县委家属区送煤炭，看见她从田副主任家出来，逆着光，头发边缘镀了一层金。
三次，三次就够了一个人的全部心事。
他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他只暗喑收集田润叶的信息，然后，他觉得天塌了，尤其去年年底，孙少安成了省专家，到了县委。
然后整个县委大院在传漂亮的田润叶和一表人才的孙专家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前几天又知道了，润叶和少安在正月里定了婚期，还是田润叶亲口在县委食堂广而告之的。
省农业专家和县委干部的侄女，门当户对，天作之合。
他李向前算什么呢？就算他父亲是县委领导，但也只是一个开车的。
从前开货车，现在开小车，在别人眼里也许是好工作，但在领导眼里不过是个脚踩油门、手扶方向盘的职工，哪怕方向盘前面加了个“小”字，也还是司机。
他不怨谁。他甚至不怨少安——，把他和孙少安比，无论外在的形态和气质，都一眼可见的差距。
他的传奇奋斗史，在原西干部职工中广为传播，他也是服气的。有本事，有担当，说话办事滴水不漏，对谁都真诚的陕北汉子。
这样的人，配得上润叶。他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偶尔会想起那三面之缘，像一个人在黑暗里反复摩挲三颗捡来的石子，明知道什么用都没有，就是放不下。
但此刻，站在挂牌仪式的队伍里，他的痛苦不单单来自爱而不得的田润叶。
他此刻的痛苦来自四面八方，来自每一次呼吸。
“向前！站过来点儿，别杵在边上！”杜林回头喊了他一嗓子，脸上带着那种善意的、属于熟人之间的笑。
李向前扯了扯嘴角，往前挪了半步。那半步像踩在棉花上，不踏实。
可他心里清楚，自己和张建军、杜林他们不一样。那些人是满心欢喜地来攀高枝、谋前程，他却是满心抗拒，满心苦涩。喜悦是别人的，他什么都没有。
前面，领导们开始讲话，掌声雷动，他也跟着机械地拍手，手掌拍得发麻，心里却一片冰凉。
他多想转身离开，回到他的驾驶室里，远离这一切光鲜亮丽的烦恼，可他不能。
他是李登云的儿子，他得站在这里，扮演好一个“积极上进”的子弟，把所有的痛苦、委屈、不甘，都藏在这一身工装里，藏在这无人知晓的心底深处。
冯世宽站在台阶上讲话。他嗓门大，声音在院子里嗡嗡响：“同志们！……农业科研实验小组的成立，是我县贯彻落实省委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
孙少安同志是从省里下来的专家，有水平、有魄力！而且扎根基层，精神可嘉……县各公社、各大队，都要支持实验组的工作，谁要是不配合，县委就要拿谁是问！”
冯书记的话还在继续:“……希望项目组的同志们，在孙少安同志的带领下，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奉献在原西的广大土地上……”
“奉献在原西的广大土地上。”多好的词。可是队伍里这些年轻人，有几个愿意把脚踩进泥土里？
杜林怕晒，张建军怕脏，他自己呢？他不怕脏，他闻惯了柴油味，但他闻不惯这里的味道——这里有一种体制内的甜腻，像放多了糖精的玉米糊糊，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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