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能感觉到，孙传庭与朝中的大臣截然不同。
四民之业，他直接抓重点，没有所谓的尊卑之别，高下之分。
如此务实又锐利的臣子，确实有超越王象乾、万世德的底蕴。
“孙卿家，羲国公说过，南方产粮，北方制器，粮养万民，持器护国，中枢调控，物资流转，削富补贫，抑制豪强，生生不息，你怎么看？”
“回陛下，羲国公所言乃总策，先贤有言，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万变不离其宗，民生汇聚既朝务，民事、兵事、商事、工事既万事，阴阳调剂，圣贤也。”
“孙卿家如何看待陕西剿匪。”
“陕地之匪，非皆悍寇，饥民不得已而起，间有边军溃卒、矿徒杂处其中，聚则为匪，散则为民，看似势众，实则无纪、无饷、无固巢。
其患不在众，而在散。陕地千沟万壑，贼兵流窜于山林，府县兵弱，难以围歼，若稍缓剿，彼则裹挟更多饥民，渐成气候。
以臣之见，剿陕匪当弃分兵追剿之弊，行扼险围堵、剿抚相济之策：
其一，以三边精锐扼守险隘，断贼兵出路，防其扩散，此为锁陕固边，不使匪乱溢出，祸及天下；
其二，择知兵之将，统劲旅清剿腹心之寇，专攻贼首，勿戮胁从，凡降者免罪、给粮、遣归乡里，分化其众；
其三，整饬陕地卫所，诛溃将、肃军纪，令府县守令各守其土，与兵丁联防，无使贼兵有可乘之隙。
剿匪之要，不在尽杀，而在速平，迟则匪势大，陕地乱，中原便失其屏障，贼兵长驱直入，天下震动。”
皇帝笑了，孙传庭依旧脱离不了传统想法，但这才正常，不是人人有卫时觉空间上的眼光，事事从大格局考虑。
“孙卿家，陕西匪患分两股，一股大约六万人，已到延安与西安交接，未进入关中，未脱离大山，高举迎革大旗，祸乱乡野。
还有一股，分四队，大约八万人，已经到临洮地界，他们大多是回回，祸乱庆阳、平凉、巩昌，但他们不攻城，只劫掠乡野富户，同样高举大旗。两贼差别在哪里？”
“回陛下，微臣认为无区别，饥民啸聚，行事恶毒，斩其首、绝其念、赈其灾、兴其业，精兵突进，安抚随行，田业共举。”
“孙卿家如何看待教坊？”
“回陛下，回回乃明人，陕西多为汉民，区别而待不妥，或诛或饶均不妥，此乃人性，越是异乡异民，越不能区别，容易从上而下产生隔阂。”
皇帝托腮想想，轻笑道，“孙卿家，朕也是这么想的，但别人并不这么想，卢卿家曾在临洮，想必了解西北，你如何看。”
卢时泰躬身，“回陛下，孙传庭所言，既臣之所见，朝廷处于变革与保守的激烈交锋，臣等在乡野不敢忘君事。
臣反复思之，陕西虽穷，其位在天下之腰脊，腰脊不宁，全身皆病。周、秦、汉、唐皆以关中定天下，非徒因其形胜，亦因其民悍、其地固，能为中原之蔽也。
今国家多事，辽东刚平，中原民生未苏，鲁直河患，若陕西再乱，贼兵据关中，东则河南、山东震动，南则湖广、四川惊扰，北则蒙古部落或乘隙入寇，朝廷陷两线、甚至三线作战，兵饷俱竭，天下危矣。”
“哈哈…”皇帝大笑一声，“饷足够，兵乏力是假象，兵事不是人数对比。”
“回陛下，就算羲国公以一当十，以一当百，兵事难决万民，剿匪易，平乱难，若陕西没有驻军，甚至难以过渡。
当今而言，改革已开，中原其次，剿匪为重，此臣之所以沥血进言，愿陛下急剿陕匪、善养陕民者，非为一省之安，乃为天下之安也。
陕西不可乱，乱则天下乱，此乃万世不易之理，伏乞陛下圣断，剿抚并举、养剿合一，保陕地之安，固中原之基，则宗庙社稷幸甚，天下苍生幸甚！”
朱由校挠挠头，“你这臭毛病又来了，别唱高调子，朕得先解决雁北，你们在这里聚集，必定是商议朝务，说出来朕听听，你们准备站哪边。”
李弘谟立刻道，“回陛下，臣妹乃卢时泰之妻，堂妹乃孙传庭之妾，臣确实商议朝务，准备整训三千班军，待朝廷召集令下，前去陕西剿匪。”
“原来你们是一家人，谁说朝廷召集边军剿匪？”
“回陛下，陕西缺兵，延绥和宁夏班军在西南剿匪，必定调山西镇班军，微臣愿前往。”
“别人都在躲事，你为何如此着急？”
“回陛下，刚才孙传庭已说过，代州田业已到极致，商业萎缩，军饷久缺，凋敝之始，防患于未然，微臣必须去剿匪，否则乡土难免挣扎，进而生乱。”
朱由校才反应过来，几人根据周边的情况，预判了大局，提前布局求生。
皇帝没说话，郭正中躬身道，“陛下，代州之事，微臣治民之幸，乡绅与将门同心协力，尽忠国事，济养乡民。”
朱由校摆摆手，“此时此刻，山东骑军已经到豫陕边界，骑军没有出击，是为了收集消息，彻底剿灭向关中流窜的这一支匪乱，而朕需要去解决回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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