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埠贵的精打细算和贾张氏的撒泼打滚相继败下阵来，四合院里弥漫着一种绝望中夹杂着最后疯狂的气息。
在这片狼藉之中，有一个几乎被所有人遗忘的影子，却也开始不安地躁动起来——那就是许大茂。
如今的许大茂，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穿着呢子料中山装、梳着油光水滑的分头、提着放映机在乡下和厂里都能抖抖威风的许放映员了。
岁月的磋磨，命运的打击，以及他自己那永远上不得台面的小心思小算计，将他彻底熬干了。他蜷缩在院里那间最小、最破、最阴暗的杂物房里——这还是当年他爹留下的，产权不明不白，勉强算个遮风挡雨（实则四面漏风）的窝。
他比易中海更显老态，头发几乎全白，稀疏得盖不住头皮，脸上是长期营养不良和酗酒留下的蜡黄与浮肿，眼袋垂得厉害，一双眼睛浑浊不堪，看人时总带着几分躲闪和挥之不去的怨毒。身上那件不知从哪个垃圾堆捡来的棉袄，油渍麻花，散发着一股混合着霉味、汗臭和劣质白酒的复杂气味。他走路时微微佝偻着背，脚步虚浮，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
就是这么一个活在院里最底层、平日里有口吃的就算过年的落魄户，在拆迁这巨大的利益蛋糕面前，那颗早已冰冷死寂的心，竟然也重新灼烧起来，带着一种病态的、不切实际的贪婪。
许大茂缩在院墙根儿的阴影里，像只窥伺的老鼠，浑浊的眼珠死死盯着工作组手里那叠决定命运的评估表，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响动——他也想从那即将被推平的废墟里，扒拉出最后一口吃食。
他不敢像贾张氏那样明目张胆地撒泼——他知道自己没那个底气，也没人会吃他那一套；他也没阎埠贵那点抠搜算计的“文化”——他那点小聪明早在这些年穷困潦倒中耗尽了。他只能像一条躲在阴暗角落里的瘌皮狗，竖起耳朵，捕捉着院子里关于拆迁的每一丝风声，浑浊的眼睛里闪烁着算计的微光。
“凭什么……凭什么他们都能分……我就不能……”夜深人静时，他蜷在冰冷的被窝里，咬着牙，一遍遍在心里嘶吼，“那间房……那间房好歹……好歹是我爹留下的！就算没证……也住了这么多年了！”
他开始偷偷摸摸地行动。先是翻箱倒柜，想找出任何能证明那间杂物房跟他许家有关系的地契、房契或者哪怕一张字据，结果自然是徒劳。他那点家当，早就被他变卖挥霍得差不多了，除了几件破衣服和一堆空酒瓶子，什么也没剩下。
此路不通，他又把主意打到了工作组身上。他不敢像其他人那样围上去七嘴八舌地理论，只敢等工作组的人快下班、院里人少的时候，揣着半瓶散装白酒壮胆，磨磨蹭蹭地凑过去，脸上堆起他自认为讨好、实则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同……同志……”他声音沙哑，带着浓重的酒气，“我那间房……您看……能不能……也给评估评估？”
工作组的人对这个院里最落魄的住户也有印象，看他这副样子，既觉得可怜，又有些不耐烦：“许大茂是吧？你那间房的情况我们初步了解过，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产权不清晰，也没有在房管所正式备案。按照政策，这种性质的房屋，补偿会很有限，甚至可能……”
后面的话工作组的人没明说，但意思很清楚——可能不予补偿，或者象征性给点搬迁费。
许大茂一听就急了，酒精让他胆子大了些，声音也提高了八度：“有限？凭什么有限！那是我爹留下的！我住了大半辈子！怎么就没产权了？当年……当年那是……是厂里默认分给我们家的！”他开始胡搅蛮缠，试图虚构历史。
工作组的人皱起眉头，不想跟他多纠缠：“同志，政策有明确规定，一切以房产证明和合法手续为准。你没有这些，我们很难办。”
“政策政策！政策还不是人定的？！”许大茂借着酒劲，有些失控地挥舞着手臂，“你们不能看我好欺负，就糊弄我！我告诉你们，我许大茂也不是好惹的！把我逼急了，我……我……”
他想放句狠话，可“我”了半天，也没“我”出个所以然来。他能怎么样？一无所有的他，连威胁都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就在这时，一个带着毫不掩饰讥诮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
“哟，我当是谁在这儿嚷嚷呢？原来是许大茂啊！怎么着，你也想从这拆迁锅里，分杯羹尝尝？”
何雨柱又来了！他依旧是一身休闲打扮，双手插在皮夹克兜里，晃晃悠悠地走过来，脸上挂着那种许大茂最痛恨、也最恐惧的，仿佛在看一堆垃圾般的笑容。助理依旧跟在身后，像个沉默的影子。
许大茂如同被兜头浇了一盆冰水，酒瞬间醒了一半，剩下的酒精全都化作了涌上脸的羞愤和深入骨髓的恐惧。他猛地转过身，看着何雨柱，嘴唇哆嗦着，想骂回去，却发现自己连正视对方的勇气都没有。
何雨柱走到他面前，上下打量了他几眼，那眼神如同刀子，刮得许大茂体无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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