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18日，下午四时，皇姑区机床厂宿舍区
刘永昌家的油灯点亮得比平时早。窗户用厚厚的棉被遮住了，从外面看，只透出微弱的光。
炕桌上摊开着一张手绘的厂区平面图，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各种符号。林锋、刘永昌，还有另外三个老工人围坐在一起，气氛凝重。
“这是警卫排的宿舍。”刘永昌用粗糙的手指点了点图上西侧的一栋二层小楼，“一楼住兵，二楼住军官。李振邦住最东头那间，有个单独的卫兵在门口站岗。”
“武器装备呢？”林锋问。
“都在一楼库房。”说话的是个满脸麻子的中年汉子，姓陈，是厂里的钳工组长，“我徒弟在警卫排当伙夫，他说库房里有三十支美式冲锋枪，四挺轻机枪，还有两箱手榴弹。子弹不算多，大概每人能分到三个弹匣。”
“炸药呢？”
“这才是关键。”刘永昌压低声音，“李振邦没把炸药放在警卫排那边，而是分成了三份。一份藏在总装车间的废料堆里，一份放在办公楼的地下室，还有一份——最要命的一份——就在主车间那台德国进口的龙门铣床旁边。”
林锋的眉头皱紧了。把炸药放在最重要的机器旁边，这是铁了心要破坏。
“他怎么敢这么干？工人们不反对？”
“怎么不反对？”陈师傅苦笑，“昨天老王——就是看主车间的那个老保管——跟李振邦吵起来了，说那台龙门铣是厂里的命根子，动不得。你猜怎么着？李振邦直接掏枪顶着他脑门，说要是不听话，现在就毙了他。”
屋子里一阵沉默。油灯的火苗跳动着，在每个人脸上投下晃动的阴影。
“工人兄弟们的情绪怎么样？”林锋换了个角度问。
“憋屈。”刘永昌说，“但更多的是害怕。大家都有老有小，谁也不敢拿命去拼。不过……”
他顿了顿，看向另外两个工人：“不过要是有人带头，敢拼的人还是有的。我们几个老家伙私底下算过，真正能豁出去的，厂里至少有二十多人。都是干了十几二十年的老师傅，把厂子当自己家看的。”
林锋在心里快速计算。二十多个工人，加上自己这边的三个人，对抗三十多个武装警卫，胜算依然不大。但如果是智取，不是强攻……
“李振邦这个人，有什么弱点？”他问。
几个人对视一眼。
“贪。”陈师傅先开口，“这家伙来厂里不到半年，光从采购款里就捞了不少。我听说他在沈阳城里养了个小老婆，就住在中街那边。”
“怕死。”另一个姓赵的老工人补充，“每次去城里开会，都要带四个卫兵。在厂里走路，从来不走直道，都是绕来绕去，怕有人打黑枪。”
“好面子。”刘永昌说，“最恨别人不给他面子。上个月总工程师老吴在会议上顶了他几句，他记恨到现在，天天给老吴穿小鞋。”
林锋把这些信息记在心里。贪、怕死、好面子——这是很多国民党军官的通病，也是可以突破的心理防线。
“如果……”他缓缓开口，“如果让工人们知道，解放军已经兵临城下，沈阳守不住了。如果让他们知道，破坏工厂是死罪，保护工厂是立功。如果让他们知道，李振邦自己早就准备好了退路，随时可能扔下他们跑路——你们说，工人们会怎么想？警卫排那些当兵的会怎么想？”
几个人眼睛亮了。
“攻心为上！”刘永昌一拍大腿，“林同志，你是这个意思？”
“对。”林锋点头，“我们人少，硬拼不明智。但我们可以制造舆论，瓦解对方的意志。李振邦的警卫排里，难道都是死心塌地跟着他的？那些当兵的也是人，也有家人，也不想死。”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翻到其中一页：“这是我拟的几条宣传口号，你们记一下。”
油灯下，林锋的声音低沉而清晰：
“第一句：解放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
“第二句：保护工厂有功，破坏工厂有罪。”
“第三句：沈阳守不住了，卫立煌都准备跑了，你们还卖什么命？”
“第四句：李振邦在城里买了房子，随时准备扔下你们跑路。”
“就这四句，简单好记。”林锋说，“你们想办法，让这些话在厂里传开。食堂打饭的时候，厕所墙上，更衣室的柜子——哪里人多就在哪里传。不要署名，不要留痕迹，就让它像风一样刮遍全厂。”
陈师傅有些担心：“万一被李振邦查出来……”
“所以要巧妙。”林锋说，“可以装作无意中说漏嘴，可以写在小纸条上塞进别人的工具柜，可以在墙上用粉笔写然后马上擦掉。总之，既要让人听到看到，又不能留下把柄。”
他顿了顿，看向刘永昌：“刘师傅，您是老工人，德高望重。您能不能想办法，私下接触几个警卫排的班长？不要直接策反，就是聊聊天，问问他们老家在哪，家里有什么人，想不想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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