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陆铮全力应对内政，试图为四川重建造血机能之时，一匹来自北方的快马，带着八百里加急的文书，冲入了成都。
信使几乎是从马背上滚落下来，将一封火漆密信交到了陆铮手中。
陆铮拆开一看，瞳孔骤然收缩。信是内阁首辅李标和司礼监王承恩联名发出的密函，内容只有寥寥数语，却重若千钧：
“虏酋皇太极，已于五月称帝，改元崇德，国号大清。
八旗劲旅，倾国而出，兵分两路，疑有入塞之举。朝野震动，陛下忧心如焚。
川局若可勉力维持，盼公速做决断，或派精兵北援，或……尽早结束川事，亲自回援。”
北方，那个最强大的敌人，终于不再满足于劫掠，亮出了鲸吞天下的獠牙。大明的生死考验，来了。
陆铮攥紧了密信，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他抬头望向北方，目光似乎穿透了千山万水，看到了那即将燃起的狼烟。
四川的根基还未牢固，内忧未平，外患已至。
陆铮缓缓坐回椅子上，闭上了眼睛。脑海中，是四川刚刚泛起的绿色希望，是嘉定州蠢蠢欲动的豪强。
是亟待整顿的盐井，是十几万忠诚但疲惫的军队，是朝堂之上无数双或期待或嫉恨的眼睛，以及北方那铺天盖地而来的、更为冰冷的杀意。
下一步，该如何落子？
……
关中平原，渭河水携带着泥沙滚滚东流，两岸新绿的麦苗与正在抽穗的禾稻交织出一片充满希望的画卷。
与四川那种被强行催发生机的紧迫感不同，陕西的复苏显得更为沉静、扎实，如同一位久病初愈的老人，在小心翼翼地活动着筋骨。
三原县，渭水渠修复工地上。
成千上万的民夫和轮值服役的军户，正喊着号子，将一块块巨石垒砌进被去年洪水冲毁的渠坝。
汗水顺着他们古铜色的脊背滑落，滴在温热的土地上。陕西巡抚傅宗龙并未坐在西安衙署听汇报，而是戴着斗笠，穿着便服，亲自站在堤坝上。
他手里拿着的不是令旗，而是一张画满了标记的渠道图，正与几位老河工和工部官员指指点点。
“此处迎水面需再加厚三尺，用糯米灰浆灌缝，方能抵得住秋汛。”傅宗龙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
他并非水利专家，但这数月来，他走访了关中所有主要水系，咨询了无数老农和工匠，硬是将自己逼成了半个行家。
“抚台大人放心，材料都已备齐，定在汛期前完工！”负责此段的县令连忙保证，额头微微见汗。
这位傅抚台不好糊弄，是出了名的。
“嗯。”傅宗龙点点头，目光扫过那些劳作的民夫，“饭食要足，盐分要够，若有中暑者，立刻救治，不得延误。”他转向随行的粮官，“从官仓拨付的粮食，可有克扣？”
“绝无克扣！下官每日亲自查验，按大人定下的标准，每人每日足量发放！”粮官赶紧回答。
傅宗龙不再多说，只是用锐利的目光又扫视了一圈工地，这才转身走向下一段堤坝。
他的务实与细致，让地方官吏不敢有丝毫懈怠，也让参与劳作的百姓感受到了一丝久违的、属于官府的“公道”。
延安镇，一处新设立的军屯寨堡。
这里不再是破败的营房，而是依着山势修建的、兼具防御与居住功能的堡垒。寨墙外，是新开垦的梯田，绿油油的粟苗长势正好。
寨墙内，传来了士兵操练的呼喝声，但与以往单纯的拼杀训练不同，其中夹杂着工匠打造农具的叮当声和孩童的嬉闹声。
守备此地的参将，原是曹变蛟麾下的一员悍将，如今脸上多了几分风霜，却也多了几分沉稳。
他正向前来巡视的陕西都指挥使（傅宗龙整顿军务后任命）汇报：
“大人，按照傅抚台的方略，我部现有战兵一千二百人，皆分有田土，家属也安置在寨内。
平日里，三成时间操练，七成时间耕种。目前屯田所出，已能自给三成口粮，秋收后预计可达五成。
将士们有了恒产，心思也定了，剿匪守土，更为卖力。”
都指挥使看着校场上那些虽然穿着旧军服，但精神面貌截然不同的士兵，点了点头：“傅大人此法，实乃固本之策。边镇稳，则陕西稳。
你们这里做得不错，但切不可松懈，北边蒙古诸部，还有榆林外面的鞑子，可都盯着呢。”
“末将明白！已按新操典，加强了夜不收（哨探）的派遣和烽火台的警戒。”
傅宗龙对陕西军力的整顿，核心在于“精兵简政，寓兵于农”。
他顶着压力，裁撤了大量吃空饷的名额和老弱，将有限的饷银集中用于保留下的精锐边军和部分核心卫所。
同时，大力推行军屯，让军队部分自给，减轻财政压力，也稳定了军心。
如今，陕西明面上能拉出来野战的精锐，虽只有四万余人，但皆是能战敢战之士，且后方相对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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