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冬，松花江还未完全封冻，江面上漂着细碎的冰凌，像无数把锋利的小刀，在昏黄的日头下闪着冷光。村里的老少爷们儿都猫在家里，守着火盆嚼着倭瓜籽，唯独我爷爷孙老炉，非得往江边跑。
“爹，这大冷天的，您又去瞧那铜佛？”我爹孙铁匠拦在门口，哈气成霜。
爷爷不答话，只用那双被炉火熏得浑浊的眼睛瞪了他一眼，披上那件磨得油亮的羊皮袄，拄着榆木棍便出了门。我那时才七岁，像条小尾巴似的跟在他后头。
江风刮得人脸生疼。那尊铜佛半陷在江边的淤泥里，只露出胸脯以上。自打上月江水退去，它便这么突兀地出现了。佛像的面容似笑非笑，眼睑低垂，竟有几分悲悯。可村里没人敢靠近——打它出现那日起，凡是碰过它的人，舌头上都生了层铜锈，泛着腥气，说话呜哩呜噜的，瞧过郎中也无用。
“邪性得很，”村东头的马寡妇压低了声音，“我夜里路过，听见佛肚子里有纸片子哗啦啦响哩！”
爷爷不理这些闲言碎语，每日必来，围着铜佛转圈，用那根榆木棍东敲敲西戳戳。这日，他忽然蹲下身，眯着眼往佛口里瞧。
“狗剩，你眼神好，瞅瞅里头有啥？”爷爷唤我的小名。
我凑上去，佛口深不见底，一股子铁锈和霉烂纸页的混合气味冲出来。忽然，里头似乎有东西反光，我吓了一跳，往后缩。
“是个铜匣子，”爷爷喃喃道，“日本人弄的玩意儿。”
爷爷是村里最好的铁匠，年轻时在吉林府做过工，见过世面。他说这佛不是老物件，至多十来年光景，可做工精巧，绝非寻常匠人所为。
当夜，村里就出了事。
赵二狗贪杯，打赌说敢舔那佛嘴。第二天一早，他婆娘哭天抢地地找来——二狗直挺挺躺在炕上，舌头变成了青绿色，硬得像块铜疙瘩，呜噜着说不出话，嘴角淌着腥臭的涎水。
“作孽啊！定是冲撞了佛爷！”老辈人跺脚叹息。
事情很快传到了日本人耳朵里。第三日，一辆挎斗摩托车突突地开进屯，下来几个穿黄呢子大衣的日本人和一个点头哈腰的翻译官。
“皇军说咧，这佛是日本庙里的圣物，冲撞了要砍头！”翻译官姓金，戴着圆眼镜，唾沫星子横飞，“明日就来请走，谁也不许靠近！”
村里人噤若寒蝉。唯有爷爷半夜摸到我爹炕头：“铁匠，不对劲。日本人啥时候信中国佛了？那佛肚子里有文章。”
爹吓得捂住他的嘴：“我的亲爹哎！可不敢胡说！要掉脑袋的！”
爷爷一把推开他，眼睛在黑暗里闪着光：“我瞅见佛底座上有字——‘昭和八年’，分明是日本年号。他们自个儿的佛，咋会泻出满洲债券？”
是的，赵二狗倒下前，曾从佛嘴里抠出张烂纸片，上面印着“满洲中央银行”，面值五元，沾着铜锈色的黏液。这事只有我们几家知道，谁也不敢声张。
爷爷一夜未眠，在天快亮时摇醒我：“狗剩，爷带你降妖除魔去。”
我懵懵懂懂跟他出了门。江边雾气沼沼，铜佛在晨雾中若隐若现，恍若活物。爷爷从怀里掏出绳索和钩爪，那本是用来摘山核桃的家伙。
“我下去瞧瞧，你拉着绳头。要是鬼子来了，就学三声乌鸦叫。”
不等我回应，他已利索地将绳子系在腰间，手脚并用爬上了佛身。那身影完全不似个六旬老人。他探身向下，一点点挤进佛口。
时间一点点过去。江雾散开，日头出来了，照得冰凌子刺眼。我手心全是汗，死死攥着绳子。忽然，绳子连抖三下——这是约好的信号。我赶紧拼命拉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爷爷从佛口中拖出来。
他浑身沾满粘稠的、带着铜腥的液体，怀里却紧紧抱着个铁匣子。匣子被某种铅封封着，上面打着醒目的“关东军地质调查班”火漆印。
“快走！”爷爷脸色苍白，不由分说拉我就跑。
刚到家插上门闩，外头就传来摩托声和犬吠。日本人和翻译官来了，后面还跟着几个伪警察。
“太君说了，佛里的东西被偷了！交出来免死！”金翻译尖厉的声音在村子里回荡。
一家人都吓傻了。爹娘面无人色，小妹直接哭出来。爷爷却出奇地镇定，他把匣子塞进炕洞，抓把灰抹了脸，慢悠悠走出去。
“啥匣子？俺们没见过。”爷爷歪着身子，又变回那个糊涂老铜匠。
日本人不信，挨家搜查。到我家时，那条狼狗冲着炕洞狂吠不止。眼看要暴露，爷爷突然剧烈咳嗽起来，扑通一声栽倒在地，口吐白沫，四肢抽搐。
“传染痨病！”我娘机警地哭喊起来，“爹啊！您咋又犯病啦！”
日本人顿时后退几步，掩住口鼻。金翻译骂咧咧地：“晦气！走！”
他们到底没搜，转而抓走了赵二狗——说他偷了皇军圣物，要带回县里审问。二狗被拖走时，那双绝望的眼睛我一直忘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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