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初秋，我背着半旧的登山包，踏进了这座鸭绿江畔的边境小城。
小城被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雾气里，江风带着鱼腥和水汽的味道扑面而来。沿街的老建筑还保留着日殖时期的痕迹，墙面上斑驳的标语却还留着九十年代的印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几家歌厅门口站着无所事事的青年，头发染得黄灿灿的，盯着我这个外来客上下打量。
我叫阿明，二十五岁，趁着辞职间隙出来走走。没什么具体计划，就想在这些边境小城里转转，拍些照片，远离大城市里那些没完没了的加班和地铁里拥挤的人潮。
“兴东旅社”是我在破旧笔记本上记下的名字，一位走过这条线的驴友推荐的。说是旅社，其实更像一户民居改造的，招牌上的字褪色得几乎认不出来。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里面飘着一股霉味和消毒水混合的气息。
柜台后坐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秃顶，眼袋很深，正低头翻着一本泛黄的登记簿。
“住店？”他头也不抬。
“嗯，预订了的，阿明。”
他慢慢抬起头，眯着眼打量我，然后翻开另一本册子，手指顺着名单往下滑。
“304房。”他递给我一把系着红绳的钥匙，“押金一百，热水晚上七点到十点。”
接过钥匙时，我注意到他右手缺了两根手指。
上楼时，木楼梯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304房间很小，只够放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墙壁上泛黄的水渍勾勒出奇怪的形状，窗户对着一条后巷，晾衣绳上挂着几件许久未收的衣物，在风中轻轻晃动。
安顿好后，我决定出去走走。江边公园有些老人在下棋，孩童追逐嬉戏。我举起相机，对准江对岸那片神秘的土地——朝鲜新义州市的轮廓在暮色中若隐若现。
“那边没什么好拍的，”一个声音从我身后传来，“黑乎乎的。”
我转过身，看到一个年纪与我相仿的青年，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运动服，头发有点乱，但笑容很真诚。
“你是游客吧？”他问，普通话带着浓重的当地方言口音。
我点点头。
“我叫李青，本地人。”他伸出手，我注意到他手腕上有一道深深的疤痕。
“阿明。”
“想看看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吗？”李青眨眨眼，“不是导游册上那些。”
就这样，我跟着李青开始了小城探索。他带我去了一处废弃的铁路桥，桥身锈迹斑斑，却能看到江两岸的风景；领我尝了地道却不起眼的小店，冷面做得爽滑劲道；还讲述了小城的历史——那些日本人留下的建筑，大跃进时期的工厂废墟，九十年代边境贸易的繁荣与衰败。
“1998年，那场大洪水你听说过吗？”李青指着江岸一侧，“这里全淹了，死了不少人。”
我摇摇头。他描述得绘声绘色，仿佛亲身经历过。
“你家一直在这里吗？”我问。
李青沉默了一会，点点头：“世代都在。”
傍晚时分，我们坐在江堤上喝着本地啤酒，他看着对岸，忽然说：“有时候，活着的人比鬼魂更可悲。鬼魂至少知道自己在哪里，而活着的人却总是迷失。”
天色渐暗，李青指着远处一座小山：“上面有个观景台，看日落最美，明天我带你去。”
“好啊，我后天早上才走。”
他笑了，那笑容在暮色中有些模糊：“那就这么说定了，明早八点，旅社门口见。”
回到旅社，前台换了个人，是个四十多岁的妇女，正低头织着毛衣。
“玩得怎么样？”她随口问。
“挺好的，遇到个热心老乡，带我逛了一天。”
她抬起头：“哦？谁啊？”
“叫李青，年轻人，应该就二十多岁。”
女人的织针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动作：“没听过这人。你吃饭的话，出门右转有家面馆不错。”
那晚我睡得不踏实，梦里总听到江水的声音，还有人在远处叫我的名字。
第二天早晨，李青准时出现在旅社门口。今天他换了件灰色夹克，看上去精神不少。
“走吧，上山的路不太好走，但风景绝对值得。”
我们沿着一条偏僻的小径向上爬，李青对这条路很熟悉，轻松避开那些湿滑和松动的石块。
“你常来这里？”我问。
“以前常来。”他头也不回。
山顶的视野确实开阔，整个小城和蜿蜒的鸭绿江尽收眼底。我拿出相机，请李青帮我拍几张照片。
“一起拍吧。”我说。
他犹豫了一下，摇摇头：“我不喜欢拍照，给你拍就好。”
拗不过他，我只好独自站在观景台边缘，让他帮我按了几张快门。
下山时，我们在半山腰发现一座小小的坟墓，墓碑已经残破，几乎看不清字迹。
“这里以前有个村子，洪水时淹了。”李青解释，然后突然问，“你相信人死后还有灵魂吗？”
我思考了一下：“没遇到过，所以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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