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七日，我们三分场三连的五名知青奉命去黑瞎子沟运木材。带队的是副连长，一个嗓门比炮仗还响的东北汉子。临行前，他拍着胸脯保证：“天黑前肯定回来，绝不在那鬼地方过夜！”
他们再也没能回来。
一场突如其来的雪崩吞没了整个小队。等我们找到他们时，已是三天后。五具年轻的尸体冻得像黑桦木一样硬，只有王建国怀里那架破旧的手风琴还奇迹般地完好无损。
他们被葬在了离分场五里外的一片白桦林中。那地方原本没有名字，自打有了那五座坟，大家便开始叫它“知青墓地”。
下葬那天，场部领导来了，念了悼词，说了些“重于泰山”、“永远活在心中”的套话。我们百多名知青默默站着，泪水还没流出眼眶就冻在了睫毛上。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刘思梅的母亲从上海寄来的那封信，被知青代表朗读时，信纸在手中哗哗作响，不知是风大，还是他的手在抖。
“思梅吾儿，见字如面。闻北大荒已飞雪，母夜不能寐，思儿衾薄衣单...”
那封信其实永远到不了刘思梅手中了，它被折成纸鸢，在坟头烧成了灰。
葬礼结束后，生活仿佛又回到了正轨。只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传言说，月明风清的夜晚，墓地方向会传来手风琴声，还有低沉的合唱，唱的竟是当时严禁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莓花儿开》这类“苏修歌曲”。
没人公开承认听过那歌声，但每个宿舍都有人会在深夜突然醒来，竖起耳朵，神情恍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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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到了第二年四月，残雪未融，春寒料峭。分场宣传队接到任务，要排演一出反映知青生活的样板戏。队长赵卫东点了我的名，让我负责写剧本。
赵卫东是六八年的北京知青，高干子弟，三分场有名的“马列主义者”，开口闭口都是阶级斗争。他把我叫到办公室，拍着我的肩膀说：“小李，你是高中生，有文化，这个任务交给你我放心。要写出我们知青‘战天斗地’的革命豪情，不要写那些伤春悲秋的小资情调。”
我点点头，心里却一片茫然。
那晚，我辗转难眠，索性披衣出门，鬼使神差地走向那片白桦林。
月光如水，洒在蜿蜒的小路上。离墓地还有一里多地，我忽然听到了若有若无的琴声。我停下脚步，心脏狂跳。
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绝不会错。
我屏住呼吸，悄悄向前摸去。琴声越来越清晰，偶尔还夹杂着低语和轻笑。透过白桦林的缝隙，我看见五个人影围坐在一起，中间那人正在拉手风琴。
是他们！王建国、刘思梅、张志强、周建军、孙晓芸——那五个埋在这里的知青！
我躲在树后，双腿发软，冷汗浸透了内衣。他们看起来与生前无异，只是脸色苍白些，穿着下葬时的衣服。
王建国拉完一曲，刘思梅轻声说：“再拉一遍吧，建国，我妈最喜欢这首歌了。”
“思梅，你想家了吗？”孙晓芸问。
“想啊，怎么不想。”刘思梅的声音带着哽咽，“可我更想你们，想咱们在一起的日子。”
张志强叹了口气：“咱们这些人，活着是战友，死了做鬼伴，也算不幸中的万幸。”
他们又唱起了《红莓花儿开》，歌声忧伤而甜美。我怔怔地听着，忘了恐惧，只觉得鼻子发酸。
不知过了多久，东方的天际泛起了鱼肚白。周建军突然站起来：“天快亮了，我们该回去了。”
五人站起身，手拉着手，向坟墓走去，身影逐渐变淡，最后消失在晨曦中。
我踉踉跄跄跑回分场，一头扎进被窝，浑身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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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开始写剧本，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满脑子都是昨晚的景象和歌声。
赵卫东看出我的心不在焉，把我叫去训话：“李明，你的思想动态很危险！听说你昨晚去墓地了？那种封建迷信的地方，你去干什么？”
我支支吾吾，不敢说实话。
“我警告你，不要被那些不健康的情调影响！咱们知青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不是来吟风弄月的！”赵卫东严厉地说，“你的剧本，要突出阶级斗争这个纲！”
我唯唯诺诺地退出办公室，心里像堵了一团棉花。
那天晚上，我又去了墓地。
同样月光如水，同样琴声悠扬。这次我鼓足勇气，走了出去。
“你...你们好。”我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五双眼睛齐刷刷看向我，林中顿时寂静无声。
“李明？”王建国认出了我，“你别怕，我们不会伤害你。”
“我们...我们只是太寂寞了。”刘思梅小声说。
我慢慢走近，坐在他们旁边。近距离看，他们的身体有些透明，能隐约看见后面的白桦树。
“你们...为什么不去投胎？”我怯生生地问。
周建军笑了：“投胎？去哪？回上海吗？我们的户口已经落在北大荒了，生是这里的人，死是这里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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