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正笑了笑，知道周遇吉说的是老成谋国之言。“朕知道，急不得。但种子，总要先埋下。”
他拿起一份关于宣府军镇的奏报，转换了话题：“杨一清在宣府，用新编练的‘示范营’结合车阵、火器，小挫了鞑靼一部游骑，斩首三十余级，自身伤亡极小。看来，新法并非纸上谈兵。”
周遇吉精神一振：“此乃陛下励精图治之果！新军战法、精良火器，皆赖陛下支持。”
梁正摆摆手：“火器虽利，然朕听闻，西苑格物院那边，颗粒火药量产仍不顺畅，哑火率依旧有三四成。鲁胜跟朕立了军令状，说三月内必攻克此难关。”他语气中带着期待，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压力。
技术的进步，军事的革新，人才的培养，边疆的教化……无数条线在梁正的脑海中交织。
他如同一个最高明的弈者，同时下着好几盘棋，每一盘都关乎国运。
而在皇家实务学堂的斋舍内，那位翰林之子，在最初的抵触后，看着身旁那位前书办生员熟练地运用算学，快速厘清了一笔复杂的驿站开支账目，并指出了其中一处不易察觉的漏洞，赢得了教习的赞许，他沉默了。
他第一次隐约感觉到，父亲和师长们口中的“末技”，似乎并非毫无价值。
夜晚，他点亮油灯，第一次主动翻开了那本被视为“匠术”的《九章算术注》， 在边上那本杨廷和亲自要求加入课程的《大学章句》。
算盘与经义，在这小小的学堂内，开始了它们艰难而必然的碰撞与融合。
民族的未来，或许就孕育在这微弱的灯火与翻书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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