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宁府贡院内，首场经义的肃杀之气尚未完全散去，紧锣密鼓的第二场策论便已悄然拉开帷幕。相较于首场对经义记诵与阐释的极致苛求，策论更重考察学子通晓时务、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乃是真正甄别能否“经世致用”的关键。号舍之中，历经首场刁难却沉着应对的萧景珩，此刻面色虽略显疲惫，眸光却愈发清亮锐利。他深知，这或许是他扭转局势、真正展现自身价值的战场。
考题由胥吏分发至各号舍。依旧是质地优良的官楮纸，朱砂栏格，墨色浓重。题目仅一字，却重若千钧——“富”。
下方稍小字迹阐明要求：“试论富民之道。”
言简意赅，却包罗万象，直指治国安邦之核心。如何使百姓富裕，国家强盛，乃历代王朝孜孜以求之根本，亦是无数能臣贤士皓首穷经探究之课题。
考场之内，顷刻间响起一片压抑的吸气声与纸笔窸窣声。多数学子略作沉吟，便纷纷提笔，遵循着千百年来的传统思路，于草稿纸上勾勒纲要：无非是“重农抑商、劝课农桑、轻徭薄赋、禁绝奢靡”等儒家经典中反复强调的圭臬。文章结构亦多是先引圣贤之言，再陈史实为证，最后归于仁政德治，劝诫君王节俭爱民。此乃稳妥之道，纵无大功，亦难有大过。
李卓于不远处号舍，嘴角已泛起一丝成竹在胸的冷笑。此类题目，他早已与家中清客研讨多次，腹稿烂熟，下笔如飞，辞藻华丽，引经据典，无非是强调农为本、商为末，需严防“舍本逐末”，致使民心涣散、国用空虚的大道理。
然而，萧景珩凝视着那个“富”字，脑中却如电光石火般闪过无数念头。重农抑商？轻徭薄赋？这些固然重要，却绝非富民之道的全部，更非当下江南乃至天下积弊的根治之法。他想起了城外衣衫褴褛的农户，即便丰年亦难有余粮；想起了城中虽行商贾却备受歧视、步履维艰的小贩；更想起了自家商行制作花露水、肥皂时，因工艺改进而带来的效率提升与利润增长……
一个大胆乃至“离经叛道”的念头在他心中疯狂滋长。他决意跳出传统框架，不再赘述那些尽人皆知的大道理，而是要结合自身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以及那些深藏于记忆碎片中的、超越时代的模糊认知，提出一套全然不同、具体而微的“新富民策”！
风险极大！此等言论，极易被斥为“重利轻义”、“妄改祖制”、“奇技淫巧”，甚至可能触怒秉持传统的考官。但机遇亦与之并存！若论证得当，能自圆其说，其震撼效果与实用价值，绝非那些陈词滥调所能比拟。
他深吸一口气，目光决然，提笔于草稿纸上疾书纲要，不再有丝毫犹豫。
开篇破题，他并未直接否定农业之重，而是先肯定“农为邦本，食乃民天”的共识，随即笔锋一转：“然徒守旧制，不足以应今时之变；空言重农，未必能解百姓之困。富国之途，非独在五谷；富民之策，亦可通百工之利。” 寥寥数语，先立后破，为后续论述留下空间。
核心论述部分，他条分缕析，提出数条惊世骇俗之论：
其一，“劝工奖艺，百业俱兴”。他大胆为“工”与“商”正名：“夫工者，制器利民；商者，通有无于四方。二者皆可生财，非必为末作蠹虫。” 他建议官府应设立“劝工所”，鼓励工匠改进技术，研发新物，他脑中浮现的是改进纺织机、水车等模糊概念，并对有贡献者予以奖赏。同时，应适度保护商贾合法权益，使其能安心经营，而非层层盘剥，使其无利可图，最终转嫁成本于民。
其二，“通衢达道，货畅其流”。他着重强调交通与贸易之重要性：“若有丰饶之物产，困于深山，不得输出，与无物同。” 他建议由官府主导，修缮拓宽通往各地之官道、疏浚运河，降低运输成本与风险。同时，可在边境、要冲之地设立官督商办的“互市场”，鼓励与外地乃至海外进行贸易，以本地之余，换异地之缺，如此则赋税之源自广，百姓生计自宽。他甚至隐约提及“海贸之利巨万”，需谨慎引导而非一味禁绝。
其三，“因地制宜，特色生财”。他结合江宁府乃至江南实际，提出发展特色产业：“江南水乡，非独宜稻米，亦宜桑蚕、纺织、制茶、造纸……官府可引导百姓，依其地力所长，择一二精专之业，形成规模，打出名号。如苏杭之丝绣、景德之瓷器，皆因专精而享誉天下，利及一方。” 此论已隐含些许“地域品牌”与“产业集聚”的雏形思想。
其四，“藏富于民，税赋有度”。他虽赞同轻徭薄赋，但论述角度更为深刻：“富民非仅不夺其时，不竭其力，更需使其有积累增殖之望与能。” 他批评某些地方“苛捐杂税多于牛毛，胥吏敲诈胜于虎狼”，建议朝廷简化税制、明定税额、严惩贪墨，真正让利于民，使百姓敢于积累，勇于扩大生产，而非仅求果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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