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站的灯一盏接一盏亮着，林远站在黄线外，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一下。他没拿出来看，只是把文件夹夹得更紧了些。列车进站的风掀起他外套的一角，吹得纸张边缘轻轻颤动。
他上了车，靠门站着，目光落在对面车窗上。玻璃映出他的脸，还有身后模糊的人影。他没看那些，只盯着自己手中的文件夹，指尖在封面上轻轻划过那三行字。
第二天上午，城西养老院的小楼静静立在街角。外墙有些发灰，阳台栏杆锈了一圈。林远穿过院子，脚步落在水泥地上，声音很轻。门卫认出他昨天打过电话，点了点头，没多问。
张叔住二楼尽头。门虚掩着，里面传出收音机的声音，是段老戏曲，唱得断断续续。
林远敲了三下。
门开了条缝，张叔探出头，头发稀疏，脸色暗沉。他眯眼看了会儿，没说话。
“张叔，”林远开口，声音不高，“我是林建国的儿子。”
老人的手顿了一下，门缝没再合上。
林远从包里取出那张泛黄的照片——城南旧货市场泥路上的街景，铁皮屋连成一片，远处是五金店的招牌，字迹已经模糊，但轮廓还在。他没递过去，只是举着，让老人看清。
张叔盯着照片，嘴唇动了动。
“我爸当年查这个案子，没查完。”林远说，“我想接着走。”
老人没接话，转身回屋，收音机还在响。他坐下，手搭在膝盖上，目光落在墙角的旧皮箱上。
林远走进来，把照片轻轻放在桌上。屋里没什么摆设，一张床，一张桌子，柜子上摆着个搪瓷杯，杯底有层茶垢。
“你还记得那个提黑包的人吗？”林远坐下，没提律师身份，也没说来意。
“记得。”张叔声音低哑，“瘦，戴眼镜，总在下午三点来。不进货，也不卸货。就站在门口，等一会儿，有人从管理处出来，跟他说话，然后他走。”
“你知道他是谁？”
老人摇头：“不知道名字。但后来听说，是恒正所的。”
林远没接话，从包里取出录音笔，按下播放键。
一段模糊的低语响起：“签了字，你儿子就没事了。”
声音很轻，夹杂着杂音，但“儿子”两个字清晰可辨。
张叔的身体猛地一抖，头低了下去，手指攥紧了裤腿。
林远关掉录音，屋里安静下来。戏曲声不知何时停了。
“你儿子……后来怎么样？”林远问。
“调去外地了。”张叔声音发颤，“厂里说他表现不好，一年换了三个岗位。再后来，辞职了，去南方打工。十年没回来。”
他抬起头，眼里有血丝：“他们说，只要我签字，就不影响他。可我签了，他们还是动了他。”
林远沉默。
“那合同……是逼我签的。”张叔喉咙动了动，“他们带人来店里，站了一排。说我不签，明天店就封，儿子工作也保不住。我……我怕了。”
“合同还在吗？”
老人没答，只是低头看着地板。过了很久，才慢慢起身，走到床边，弯腰从床底拖出一只铁皮盒。盒子旧了，边角凹陷，锁扣生锈。
他打开，从一堆旧证件和票据里，抽出一份纸。
林远接过。
纸张泛黄，边缘磨损，但字迹还能看清。标题是《自愿放弃追偿权声明书》，条款写得整齐，落款处有张叔的签名，手印，还有日期——1999年10月6日。
林远翻到背面。
在签名下方，盖着一枚印章。不是恒正律师事务所的公章，而是一个私人印鉴，刻着“郑世坤印”四个字。
他手指停在那枚印上。
时间对上了。登记簿上最后一次“李某”出现是10月7日，这份合同签署于10月6日。郑世坤亲自参与，用私人印章留下痕迹，不是职务行为，是个人背书。
这不是程序瑕疵，是赤裸的胁迫。
林远抬头：“你知道这枚章是谁的？”
张叔点头：“后来有人告诉我，是郑世坤。他说，这章盖了，就是我认了，以后不能再闹。”
“你当时知道这是违法的吗？”
“我知道。”老人声音低下去，“可我能怎么办？我一个开店的，惹得起他们吗？我儿子才二十出头，刚进厂……我不能害他。”
他盯着林远：“你爸当年也来找过我。可那时候，我不敢说。我说了，他们就会知道我反悔。我儿子就真的完了。”
林远把合同轻轻放回桌上。
“现在不一样了。”他说，“证据由我保管，你不用出面。不会再有人找你麻烦。”
张叔没动，只是看着那份合同，像看着一段被埋了二十年的命。
“他们以为，只要签了字，事情就结束了。”他忽然开口，“可我一直留着这份复印件。我知道它没用，可我就是留着。每天晚上，我拿出来看一眼。就一眼。”
他抬手，指了指铁皮盒：“还有别的东西。当年他们给我的收据，说是补偿款，其实就两万。还有我儿子被调岗的通知，我都留着。我知道它们不能当证据，可我……不能让这事就这么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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