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夏秋之交,中原大地战云密布。曹操与袁绍两大巨头陈兵官渡,大战一触即发。此前曹操血洗徐州(公元193年)的惨状犹在眼前,民间恐慌情绪蔓延。加之连年天灾兵祸,兖州、豫州、徐州乃至司隶地区,大量百姓为避战祸,拖家带口,如同决堤的洪水,向南涌向相对安稳的荆州、益州等地。
然而,这股庞大的流民潮,对于荆州牧刘表、益州牧刘璋而言,并非甘霖,而是噩梦。骤然增加的人口,给本就紧张的粮草、治安、防疫带来了巨大压力。各郡县府库空虚,难以赈济,流民聚集之地,盗匪滋生,疫病流行,地方官吏焦头烂额,唯恐引发民变,丢官罢职。
就在这焦灼之际,一个“好消息”如同长了翅膀,在荆州、益州乃至江东底层官吏和流民头领中悄悄传开:南边的汉南州,那个新近崛起、打败了刘璋又跟刘表讲和的刘基,正在大肆招收流民!去了就分田,借粮种,还给房子住!
这个消息,对于急于甩掉包袱的地方官来说,不啻于天降甘霖;对于走投无路的流民来说,更是黑暗中的一线生机。于是,一场心照不宣、秘而不宣的“人口转移”暗流,开始在南方各州郡悄然涌动。各地县衙、郡府,为了本地安稳,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种处理方式:或明或暗,将辖境内的流民,驱赶或“劝慰”前往汉南边境。他们心照不宣地瞒着州牧,将这股祸水引向南疆。
益州,犍为郡,江阳县(今四川泸州)。
江阳县令李福,一个精干的中年官员,此刻正愁眉不展地听着县尉的汇报。城外,聚集了从梓潼、巴西郡涌来的近万流民,人吃马嚼,治安案件频发,县库那点存粮,连本县百姓都勉强维持,哪里养得起这么多张嘴?
“大人,不能再等了!昨天为抢一碗粥,打死了三个人!再这样下去,恐生民变啊!”县尉急得嘴角起泡。
李福揉着太阳穴,压低声音:“州牧那边……有回复吗?”他指的是向成都求援的公文。
县尉苦笑:“回复?让我们‘妥善安置,以安民心’!钱粮?一分没有!怎么安置?难不成让流民把县衙拆了当柴烧?”
李福沉默片刻,眼中闪过一丝决绝。他走到窗前,望着南方,低声道:“我听闻……南边那位刘州牧,正在招人。去了就给田给粮……”
县尉眼睛一亮:“大人的意思是……?”
“堵不如疏。”李福声音压得更低,“你去找几个机灵的,扮作行商,混进流民里,就说是从南边来的,汉南州如何如何好,刘州牧如何仁义,去了就能活命……记住,要做得隐秘,绝不能让人知道是官府指使!”
“妙啊!”县尉拍案叫绝,“再把通往朱提郡(属益州,但与汉南州接壤)的关卡悄悄放松些……让他们自己‘听说’,自己‘决定’往南走!到时候就算上头查起来,也是流民自行南下讨生活,与我们何干?”
“正是此理!”李福点头,“快去办!另外,从县库里挤点粮食出来,熬几锅稀粥,让他们吃饱了……好上路。” 他语气冰冷,带着一种乱世中地方官的无奈与冷酷。
很快,流民中开始流传“汉南乐土”的消息。绝望中的人们如同抓住救命稻草,开始三五成群,然后成百上千地,沿着官府“无意中”疏于防范的通道,向南迁徙。江阳县的压力骤减,李福看着渐渐空旷的城外,长舒一口气,至于这些流民是死是活,能否真的到达汉南,已不是他关心的事了。
荆州,南郡,当阳县(今湖北当阳)。
当阳长(县长)蒯祺,出身襄阳大族蒯氏,是蒯良、蒯越的族人。他面临的局面更复杂。北面来的流民数量更多,其中还夹杂着不少从中原溃败下来的散兵游勇,危险性更大。荆州牧刘表虽然下令安抚,但拨付的钱粮杯水车薪,且被层层克扣,到当阳已所剩无几。
蒯祺召集县中大户和僚属密议。
“诸位,流民日增,匪患渐起,长此以往,当阳必乱!我蒯家在此地的田产、商铺,恐将不保!”蒯祺开门见山,点明利害。
一地主忧心忡忡:“县长,总不能派兵驱赶吧?那可是上万条人命,万一激起民变,或者传到州牧耳中,怪罪下来……”
另一商人模样的开口道:“驱赶是不行,但……可否引导?我听说,武陵那边,已经有人把流民往南边‘送’了……”
“南边?汉南州?”蒯祺眼中精光一闪。他自然知道家族高层对刘基的态度复杂,既忌惮又不得不暂时合作。但对他这个基层县令来说,解决眼前的危机才是第一位的。
“此事……需做得干净。”蒯祺沉吟道,“不能是我们官府出面驱赶。这样,由你们几家大户,以‘募工’为名,招募流民中的青壮,说是去南边……嗯,就说去零陵、桂阳开矿垦荒,预付些安家粮。家属愿随行的,也可一同南下。路线……就从夷道那边走,那边山高林密,守军也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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