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在一个国家里，经济更是决定了政治势力的实力！
赵国从三家分晋以来就历经多次内乱，在戴言看来，这绝不仅仅只是赵氏宗族内部的矛盾，而更是赵国游牧区与农耕区之间的矛盾！
事实证明，一个国家，其立国的根基必须要有一个是主导性的经济基础，一旦其统治的地方有了其他的经济形式，那么这个国家内部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力量就会自发的与其他的经济形式展开斗争。要么是新经济代替原本的经济基础，要么是原本的经济基础将新经济排挤出去，亦或是将其收编。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协调的可能！
这也就是所谓的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了！
后世的大航海时代来临时，中国闭关锁国而导致中国最终落后，很多人都将这种原因归结为皇帝的错，认为就是皇帝的一纸诏令就导致了这样的恶果，因而所有的责任都在皇帝的身上。
然而很多人却是压根没有注意到中国农业文明的特性，以及其内部的强大经济力量。
在明朝永乐大帝时期，郑和下西洋，中国的船队一直都开到了东非海岸。然而仅仅在第七次下西洋以后，明朝的官员就将所有下西洋的资料全部烧毁，连带着所有宝船的资料图也全部烧掉了。
按理说，在永乐大帝的统治下，有了下西洋带给国家的巨大利益，使得永乐大帝五征蒙古，收安南为郡有了可能。国家应该不存在做这种自毁长城的动机。
然而事实却是发生了。其原因非常简单：对于明朝的文官集团来说，由太监所带领的船队下西洋，就能够为皇帝带来足够的财赋，那还要我们这些读书人当官干嘛？国家是由我们说了算，还是由太监说了算？
于是将下西洋的资料烧掉，宝船的资料也烧掉就可以理解了。而他们在做了这样的事以后，更建议皇帝推行海禁的政策。而这样的政策却并不是为了彻底的断掉中国和外界的联系，而是要大力的打压海贸势力这种新经济的力量。
在执行了海禁的政策以后，那些希求利益的海商们大部分转为了海盗。虽然他们在海上有实力，然而如果海商们不来求他们这些本土的实力派的话，这些海商就必然无法得到进行贸易的货源，由此这些海商就逐渐的变为了这些本土实力派的附庸。如此，从南宋开始就能为国家提供一半财税的海贸势力，就这样被本土以地主阶层为主导的势力收编了。
而在赵国的内部，农耕区和放牧区的矛盾也是极为明显的。农耕区一直作为赵国朝堂上的主导力量，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打压放牧区岂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他们能为赵国提供大部分的财税，使得他们在朝堂上的实力雄厚。因而抬高粮食的价格，压低牛羊马等牲畜的价格，几乎就成了这些人的本能。因为这样做不仅符合他们本身的利益，同时也能让赵国的放牧区不能提供足够的财富，也就没有崛起的经济实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被分封在代地游牧区的赵国封君会起兵造反也就可以理解了。
换做是谁，同样是赵国的宗室子弟，有资格继承赵君之位，却被分封在赵国的落后地区，这些地区本身就穷，不能种田，只能放牧。都到这地步了，那些农耕区的还要来剥削一把，剪一把羊毛！
而有了底下人的撺掇，他们本身又有实力，能不造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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