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文渊阁的正堂里，静得能听见铜漏滴答声。
辰时初刻光景，太阳刚刚爬上东墙，长案左右，依次坐着今日与会的人。
左首第一位是蜀王朱椿，着一身靛青亲王常服。
挨着他的是詹徽，绯袍玉带，手里捧着茶盏。
再往下，茹瑺、赵勉、郭英，个个正襟危坐。
右首一排，六部尚书与都察院左都御史张廷兰。
傅友文坐在最前头，面前摊着厚厚一沓文书。
靠墙另设了三张矮几，那是给列席的“内阁行走”预备的。
朱高炽坐在中间，胖大的身子把椅子塞得满满当当。杨士奇、杨荣分坐两侧，面前都摆着纸笔。
“人都齐了。”傅友文清了清嗓子，“今日奉旨议事，只议一事:辽东屯垦，如何施行。至于该不该办，不必再议。”
话音才落，张廷兰便抬起了头。
这位左都御史年过五旬，面皮白净，三缕长须梳理得一丝不乱，唯有一双眼睛，却锐利得扎人。
“傅尚书这话，下官就不明白了。开垦田亩自然是好事，但也要看能不能施行得开。若是不顾实际，霸王硬上弓，出了乱子，责任谁当？”
堂内空气一凝，傅友文脸色沉了沉:
“张总宪何出此言？今日议事，正是要筹谋万全，何来‘霸王硬上弓’之说？”
张廷兰不紧不慢:
“下官只是提请诸位注意。劳师千里，尚需筹备兵马钱粮、规划路线。
移民六十五万，跋涉数千里，岂能不谨而慎之？
若急吼吼地往前冲，届时生乱，受苦的是百姓，担责的是朝廷。”
这话说得重，凌汉忽然开口。
这位前任左都御史、现任吏部尚书，面如铁板，声音也硬邦邦的:
“张总宪，傅尚书也没说‘霸王硬上弓’啊。今日聚在此处，不正是要‘集思广益’么？你这一顶帽子扣下来，这会还怎么开？”
张廷兰皱了皱眉:“凌部堂误会了，下官并非…”
傅友文打断他，“好了。陛下的意思，诸公想必都清楚。开国三十年，国朝人口由不足六千万，增至八千五百万。
江南人稠地窄，贫民日增；北疆地广人稀，沃野荒芜。此消彼长，绝非国家之福。
拓土增田，势在必行。此时不做，十年二十年后，局面更难收拾。”
他把手里一本文册往前推了推:
“这是户部昨夜核计的章程草案，共七款四十三条。从募民、转运、安置到垦荒、赋税，桩桩件件都有初步设想。
今日请诸公来，便是要查缺补漏，议出个切实可行的办法。”
张廷兰还想说什么，詹徽忽然轻咳一声。
“傅部堂既然已有草案，不如先说说看。大家听明白了，才好议论。”
傅友文看了他一眼，翻开册子。
这一说，便是整整一个时辰。
从江南各府如何分派名额，到漕船如何调度；
从沿途州县如何设点接应，到辽东窝棚如何规制；
从耕牛农具的采买，到种子口粮的配给……桩桩件件，巨细靡遗。
堂内只听见傅友文平稳的叙述声，偶尔夹杂纸张翻动的轻响。
阳光慢慢移动，从东墙爬到中庭。朱高炽坐在墙边，始终垂着眼。
他面前的纸是空白的，笔也搁在砚台上，一动不动，像是认真在听，又像是在出神。
只有偶尔，当傅友文说到某个特别具体的数字，比如“每五户配铁锅一口，计需两万口”，他的眼皮会微微一动。
杨士奇和杨荣则不同。两人伏在案上，运笔如飞。
傅友文每说一条，他们便记下一条，偶尔停笔蹙眉，似在思索，旋即又低头疾书。
“以上七款二十九条，是为草案纲要。”傅友文终于合上册子，端起茶盏喝了一口，“诸公有何高见，但说无妨。”
堂内静了片刻。
工部尚书邹元瑞先开口:
“傅部堂，其中第八条，辽东窝棚需‘以木为骨，覆以毛毡’。
毛毡从何而来？若从中原采买运送，耗资巨大。可否就地取材，以茅草、树皮替代？”
傅友文点头:“邹部堂所言极是，此条可议。”
兵部尚书叶升接着道:
“沿途护卫官兵，需从各卫所抽调。如今北疆各镇本就兵力吃紧，若再分兵，恐有不妥。
可否请五军府统筹，另组一支专司护送的队伍？”
“此议甚好。”郭英接过话头，“老夫回头便与耿炳文、王弼、谢成商议。”
一条一条，有质疑，有补充，有争论。
张廷兰中间又插了几次话，多是挑刺。
不是说“此地设营盘恐扰民”，便是说“此数口粮恐不足”。
每回他一开口，傅友文便毫不客气顶回去，两人一来一往，火药味渐浓。
詹徽多数时候沉默，只在关键处淡淡说两句，往往四两拨千斤，将争执引回正题。
茹瑺话更少，偶尔点头或摇头。
赵勉则盯着手里的茶盏，像是在数里头的茶叶有几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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