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抓的“左肩微沉”男人，很快被秘密押送到了郊区分局的安全审讯室。他的身份很快查明，叫刘福贵，四十二岁，河北保定人，目前在城西一家私营的煤球厂做搬运工，单身，租住在老君庙附近的大杂院里。
初步审讯，刘福贵表现得异常惊恐和茫然，一口咬定自己只是去“华清池”洗澡的普通工人，对什么符号、粉笔头一概不知，更不认识什么“眉毛缺一块”的人。问他为什么从澡堂后巷离开，他支支吾吾，说是想抄近路回煤球厂上夜班。
但周建国和王强都不相信这只是巧合。刘福贵离开澡堂时那警惕张望、快步拐入小巷的动作，绝不像一个普通下班的工人。而且，他离开的时间，就在澡堂发现新符号之后不久。
技术科对刘福贵进行了更详细的检查。在他的指甲缝里，提取到了极微量的、与澡堂衣柜木头成分相符的木屑，以及少量白色粉末，初步检测与那半截粉笔成分一致。虽然他声称是干活时沾上的，但这个巧合，加上他出现在关键时间和地点的巧合，让他的嫌疑急剧上升。
然而，无论审讯人员如何施加心理压力，甚至出示了技术鉴定的初步结果，刘福贵都咬紧牙关，坚称自己无辜，只是不断重复“我就是个卖力气的”、“什么都不知道”。
“这家伙，要么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被当枪使了；要么就是个受过训练的硬骨头。”周建国在电话里向王强汇报，语气带着烦躁，“他那个煤球厂我们也查了，就是个普通的小作坊，老板伙计加起来不到十个人，没什么可疑背景。他租住的大杂院我们也暗中摸了一遍，没发现异常物品或同伙。”
王强听着，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敲击。刘福贵可能真的是个底层执行者，只负责传递或接收某种“信号”，对背后的组织架构和计划一无所知。对付这种人，常规的审讯手段效果有限。
“周队长，先把他晾一晾。加强监控，注意他的饮食、作息，看有没有异常。另外，查一下他最近的经济状况、社会交往，尤其是与‘华清池’澡堂相关人员的联系。”王强说道，“我这边，再想想别的办法。”
挂断电话，王强陷入了沉思。陈雪茹昨晚提到的“特殊布料”和“双重加密”，给了他新的启发。敌人如此狡猾，通讯方式可能远比他们目前发现的更加多样和隐蔽。刘福贵这样一个看似普通的煤球厂工人，会不会本身就是某种“活体信标”或者“移动标记”？他的出现、他的行为，甚至他的一些生理特征（比如左肩微沉），可能就是传递给同伙的“信号”？
如果是这样，那么仅仅抓住刘福贵本人，可能意义不大，甚至可能打草惊蛇，让敌人彻底切断这条线。
他需要更系统地梳理所有已知的、与这个敌特组织相关的人员特征、行为模式、活动规律。白玲那边对历史档案和密码体系的研究，或许能提供理论支持；而他自己，则需要从更实际的、甚至是从敌人可能利用的“市井规则”和“江湖门道”中，去寻找破绽。
他想到了一个人——安杰。或者说，安杰现在的工作环境，被服厂。
被服厂是街道办的集体小厂，主要承接一些军需被服、工装的缝补和简单加工。厂里女工多，人员相对单纯，但也是各种小道消息和街谈巷议流传的地方。安杰心思单纯，观察力却不错，而且因为王强的关系，她对“异常”的事情可能会格外留心。
或许，可以通过安杰，了解一些从普通女工视角看到的、可能与“布料”、“标记”或者“生面孔”相关的细微信息？
当然，他不能直接给安杰布置任务，那会将她置于危险之中。他需要以一种更自然、更迂回的方式。
中午十一点多，阳光难得地穿透了连日阴云，洒在四合院的青砖地上，带来一丝虚假的暖意。徐慧真在院子里晾晒被褥，陈雪茹坐在枣树下的石凳上，一边晒太阳，一边和徐慧真讲着最近在街上听来的趣闻怪事——谁家孩子闯祸了，哪家铺子来了新奇货，又或者，隐晦地提几句关于某些老行当逐渐消失的感慨。
“……所以说啊，慧真姐，这老手艺、老规矩，丢得是越来越快了。”陈雪茹拢了拢披肩，“就像以前，裁缝铺子里学徒认布料，那都得靠手摸、靠眼睛看，什么料子什么脾气，一清二楚。现在？都看标签了。还有那些绣花样子、盘扣花式，老辈人传下来的，多有讲究，现在年轻人，图个新奇好看就行咯。”
徐慧真一边拍打着被褥，一边笑着应和：“是啊，时代不同了。不过老手艺里有些好东西，丢了也确实可惜。”
就在这时，安杰抱着一堆刚洗好的、还带着皂角清香的衣物，从耳房走了出来，准备晾晒。听到陈雪茹的话，她忍不住插嘴道：“雪茹姐，我们被服厂里，老师傅们的手艺可好了！有些特别破旧或者染了奇怪颜色的军装，她们都能想办法补得看不出来，或者把颜色调回来！可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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