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石不愧是皇帝钦点的能臣干吏，即便面对如山压力与错综复杂的局面，查案依旧雷厉风行。
不过数日工夫，他便将“林玉宣杀害司徒清燕”一案的表面证据链梳理得清晰无比，呈报给了三皇子司徒清扬。
那份案卷记录详实，人证物证罗列分明，乍看之下，几乎无可辩驳：
行踪方面，有守城兵丁与沈家别院附近的佃户作证，林玉宣与司徒清燕一前一后前往城郊别院，时间衔接紧密，看似早有约定。
物证方面，在别院林玉宣饮酒的房间里，找到了他平日惯用的一把湘妃竹折扇。经其贴身小厮及几位同窗好友辨认，均确认此扇是林玉宣心爱之物，几乎从不离身，出现在案发房间，意义重大。
人证则更为关键。别院主人沈百万的次子沈永根“适时”现身，主动至按察使司投案作证。他声称自己邀约林玉宣前往别院饮酒散心，不料自己先醉倒。醒来时，惊见司徒清燕已在房中，正哭诉林玉宣借酒劲玷污其清白，并以死相逼。沈永根自称竭力劝解，林玉宣当时亦承诺会负责。因惧怕齐王迁怒沈家，沈永根急忙回城禀报父亲，待他再返别院，已空无一人。恰逢齐王寻女风波，他心中恐惧未敢声张，直至听闻司徒清燕死讯，深受良心谴责，方鼓起勇气出面。
这套说辞，几乎完美“还原”了一个“求爱不遂、恼羞成怒、继而杀人”的故事框架，将林玉宣牢牢钉在了“先奸后杀”的耻辱柱上。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要求严惩凶徒，以正国法。
然而，林石并未被这看似严密的证据链所迷惑，亦未屈服于汹涌的舆论压力。他在案卷末尾，以极其审慎的笔触，坚持写上了两处关键疑点：
其一，首犯林玉宣自案发后便人间蒸发，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若真是他激情杀人后畏罪潜逃，以官府如此严密的搜捕网，竟未能发现丝毫踪迹，此乃最大蹊跷。
其二，林巡抚夫人彭氏突然翻供，声称此前承认派衙差灭口，是受人胁迫，对方以儿子林玉宣的性命相要挟。然而，经查证，巡抚衙门确有六名衙役同期失踪，下落不明。这一点又与彭氏最初的供述对得上，使得案情更加扑朔迷离。
正是凭借这两点存疑之处，林石硬是顶住了来自齐王，部分宗室以及民间要求即刻结案的压力，拒绝草率定论。
他深知此案水太深，已远超寻常刑案范畴，更非他一介按察使所能独断。
于是，他将案件所有详情、证据、证言以及自己提出的疑点，原原本本写入奏折，以八百里加急，火速送往京师，呈报皇帝御览，恳请圣裁。
几乎与林石的奏折同时抵达京城的，是齐王司徒星睿联合了过半宗室联名上书的“申冤奏折”。
奏折字字泣血，控诉林玉宣残忍杀害宗室女，指责林如晖教子无方、包庇凶徒，恳求皇帝主持公道，严惩不贷，以维护皇室尊严。
“浙江巡抚之子杀害宗室女”的丑闻，如同投入滚油中的冷水，瞬间炸开。消息以野火燎原之势传遍天下，江南各大世家、士林学子，或出于义愤，或出于利益考量，或被人暗中引导，纷纷上书声援齐王。请求严惩凶手的奏疏，如同雪片般飞向皇帝的御案，堆积如山。
京城，紫禁城养心殿内，皇帝司徒星竹面对案头两派截然不同的奏报，面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
他知道齐王与宗室联袂施压的分量，也明白江南士林舆论一旦失控的后果。
但另一方面，林石奏折中指出的疑点确实存在，若贸然结案，恐有冤屈，亦非明君所为。更重要的是，林如晖背后牵扯的江南盐税贪腐案，才是他真正的心腹大患，此刻若处置林如晖，无异于前功尽弃。
权衡再三，皇帝采取了暂时拖延的策略。他将所有要求严惩的奏折统统“留中不发”，按下不表。
与此同时，他通过秘密渠道，连发密旨催促远在江南的三皇子司徒清扬，命其无论如何，必须尽快找到并落实江南盐税贪腐案的关键实证，火速送达御前。
皇帝迫切需要另一枚足够分量的筹码来打破僵局，平衡局面。
然而，皇帝的期望很快落空了。江南官场在盘根错节的世家大族操控下，对三皇子的盐税调查开始了全面而有效的软抵抗。
各级官员阳奉阴违，关键账册“意外”被焚毁或“遗失”，之前摸到的几个重要线索上的证人，不是突然“暴病身亡”就是“人间蒸发”。
三皇子司徒清扬空有钦差之名，却处处碰壁，寸步难行。
就连那个被视为重要突破口的盐枭慕容雪，也在这个节骨眼上失去了踪迹，仿佛从未存在过一般。
司徒清扬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手中无兵无将，身边耳目不清，面对的是一个铁板一块的江南官场。
他忧心如焚，嘴角起了一溜燎泡，深感无力与绝望，盐税案的调查彻底陷入了僵局。
就在这山穷水尽、似乎无路可走之际，消失多日的陈长风，却如同鬼魅般悄无声息地再次出现在三皇子行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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