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化澄见朱由榔沉默不语，遂将话语更加推进一步，带着破釜沉舟的意味：
“陛下，孙可望之欲，非止于二字王，前番索求秦王而不得，其怨必深。今朝廷势蹙，空有名器。
或可…以此‘秦王’之尊位为饵，重启谈判。”
他略作停顿，观察朱由榔神色，继续道：
“自然，单凭一王爵虚名，恐难动其心。须得…加注。或可明诏赐其‘秦王’册宝，并许以‘总理西南剿虏军务’之权，令其名正言顺统调滇、黔、川部分兵马钱粮，专事东向击虏。此为其一。”
“其二，”
王化澄的声音更轻，仿佛怕惊动殿外的空气。
“或可…稍作暗示，若其能率大军东出，力挽狂澜，击退多铎，收复湖广要地…则其功勋，非寻常王爵可酬。
届时…裂土封疆，使其世镇云南，乃至兼制平虏有功之地，亦无不可…甚至…可仿唐之藩镇故事，默许其…在陛下旗号之下，总揽一方军政，朝廷不过问细务…”
说到这里，他话锋再次急转，强调这只是策略：
“陛下明鉴，此皆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的权宜之言！意在投其所好，诱其出兵。
只要其大军离开根本之地，投入湖广血战，无论胜败，其实力必受损耗，且与虏结下死仇，再无轻易回头之路。
届时，陛下坐镇中枢，握有大义名分，湖广有堵胤锡、李定国等军，未尝不能加以制衡。先解燃眉之急，再图长远之策。”
他最后总结，点出核心交换：
“更可借此，要求孙可望将其麾下最精锐之部分兵马，交由李定国、艾能奇二将统带，加入东征序列，以示诚意，也分其兵权。
同时，朝廷可撤回滇桂边境驻军，以示信任，实则…这近万军队可投入湖广前线，亦或充实桂林防务。”
王化澄的策略，核心是以“秦王”爵位加上巨大的、模糊的战后权力承诺，甚至隐含“共天下”或高度自治的暗示作为诱饵，引诱孙可望将其主力投入对抗多铎的战场。
这是一场高风险的政治与军事交易，将眼前的生存危机与未来的巨大隐患捆绑在了一起。
朱由榔听完，心中波澜起伏。
他比王化澄更清楚孙可望的野心，此人是想自立为帝的。
但王化澄有一点说到了关键：
只要孙可望的主力离开云南老巢，卷入湖广这个更大的绞肉机，其独立性和威胁性就有可能被削弱、被改变。
问题是，孙可望会这么容易上钩吗？他会满足于模糊的承诺吗？
朝廷在付出如此巨大的政治代价后，真能在战后控制住局面吗？
“王卿此议…”
朱由榔缓缓开口，目光深邃，“将朝廷最后的名器与信用，都押了上去。若孙可望出兵不力，朝廷又该如何？”
顿了顿，朱由榔继续道：“若是孙可望要求朕与朝廷移跸云南，名为迎奉，实为控制，挟天子以令诸侯，又该如何？”
这并非朱由榔多疑。
而是在原本的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
历史上，1651年冬，已掌控云贵军事力量的孙可望，趁清军南下、永历帝朱由榔在广西南宁处境危急之机。
以“护驾”为名派部将率5000兵马，将永历帝一行强行迁至贵州安龙所（后改安龙府），正式开启对南明皇权的操控。
为巩固控制权，他采取多重手段。
空间上软禁永历帝于弹丸之地，阻断其与外界联系；
政治上自设“秦王府”及全套行政机构，使永历帝诏书沦为“橡皮图章”。
1652年更迫使朝廷册封自己为“秦王”，获“先斩后奏”的军事特权；
军事上独揽兵权，打压李定国、刘文秀等异己将领；
统治上制造“十八人之狱”清除永历帝亲信，以恐怖手段震慑朝堂。
孙可望借“天子之名”调度南明大军，取得西南抗清的阶段性胜利。
但也加速了其篡位准备，拟定“后明”国号，企图逼迫永历帝禅位。
1656年，李定国率军突袭安龙，将永历帝解救至云南昆明，打破孙可望的操控格局。
1657年，孙可望以“清君侧”为名，率14万大军进攻云南，却遭遇白文选、马宝等核心将领率十余万兵力阵前倒戈，全军溃败，仅率 400余残部逃亡。
同年10月，走投无路的孙可望投降清朝，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图谋彻底破产。
孙可望的自立对南明抗清事业造成致命打击。
短期虽借孙可望的军事整合取得局部战果，但长期的权力内斗与专制统治瓦解了南明阵营的凝聚力。
孙可望降清后泄露云贵防务机密，更直接加速了南明政权的覆灭。
而孙可望本人也因倒行逆施众叛亲离，降清后仅两年便离奇病逝（一说被毒死），落得悲剧结局。
脑海之中闪过这些，朱由榔心中轻叹一声。
现在的情况，与历史上的情况何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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