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
两路人马很快出发了。
赵建国坐在办公室里，点了根烟，盯着墙上挂着的于都县地图。那个村子的位置，他用红笔圈了出来。偏远的山沟沟里，交通不算方便。一个深圳回来的大医生，娶了个本地的农村姑娘，听着像是励志故事，可这故事的后半截，怎么就那么不对劲呢？
他想起自己办过的那些案子，有多少是表面看着风平浪静，底下却是暗流涌动。人心这东西，最难测。
第二天下午，两路人马陆续回来，信息汇总到他办公桌上。
李建国先开口：“赵队，我们走访了一圈，问了不少人。死者叫钟阿珍，23岁，初中毕业后就没再念书，在广东打过几年工，后来回家务农。男方叫李××，26岁，小学初中跟阿珍都是同学，后来考上高中，又考上大学，念了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深圳工作。俩人应该是谈了好几年对象，今年才张罗结婚。”
“女方家属什么态度？”
“女方父母挺伤心的，老两口哭得不行。他们说法跟咱们听说的差不多：结婚那天下午，阿珍喝多了酒，在婚房里摔了一跤，摔得不轻，昏迷不醒。后来送到医院，没抢救过来。”李建国顿了顿，“但是，我问了几个细节，发现不对劲的地方。”
“说。”
“第一，出事那天下午五点多，阿珍在婚房里昏迷之后，她妈和她姐当时就要打120，但新郎拦着不让打。新郎说他就是医生，知道情况，说阿珍就是喝醉了，睡一觉就好。后来是家里人逼得没办法了，他才打的电话。可这电话打出去，他跟120说的地址不是自己家，是离家五百米远的中学。”
赵建国眼神一凛：“中学？”
“对，那个村子我去看过，新郎家的位置在村东头，门口有条路能直接开进去。但他报的地址是村西头的中学，两个地方隔着五百米，还得绕一段路。120救护车开到中学门口，左等右等等不到人，以为是被耍了，又给开回医院了。后来是家里人再催，他才又联系医院，这回才说清楚地址。等救护车再来，把人接走，已经是晚上十二点多了。”
“从下午五点到晚上十二点，七个多小时。”赵建国在笔记本上记下，“这是故意拖延时间。”
“第二，到了医院之后，新郎一直误导医生。”王海波接过话头，“我找了那天晚上值班的急诊科医生，姓刘，三十多岁。刘医生说，新郎一到医院就亮明身份，说自己是深圳某大医院的主任医师，然后跟他说，他媳妇就是普通的摔伤，可能是压迫颈椎神经导致的昏迷，让医生按摔伤治疗就行。抢救的时候新郎一直在旁边，刘医生想做什么检查，他都拦着，说他懂，用不着做这个做那个。”
“刘医生怎么说的？”
“刘医生说，当时他也有点犯嘀咕，但对方是大医院的主任医师，比他资历深，他就没太坚持。现在回想起来，特别后悔。”王海波顿了顿，“还有，刘医生提到一个细节：死者被送来的时候，瞳孔已经收缩得很小了，跟针尖似的。他当时就觉得不太对劲，因为颅脑外伤导致的昏迷，瞳孔应该是散大的。但他提了一嘴，新郎立刻说这是正常现象，让他别多想。”
赵建国的手指敲着桌面：“瞳孔缩小……法医那边怎么说？”
李建国接话：“我问过咱们局里的法医老张了。老张说，按照医学常识，颅脑外伤导致的死亡，死者瞳孔应该是散大的。只有镇静类药物中毒，才会出现瞳孔缩小的症状。如果阿珍真是摔死的，伤的是脑袋，瞳孔怎么会缩小？”
赵建国站起身，在办公室里踱了几步。
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一个方向。
“第三，”李建国继续说，“阿珍从下午五点多昏迷到晚上十二点多，整整七个小时，新郎作为一个专业医生，不可能不知道病情的严重性。但他一直跟家里人说‘没事，就是喝醉了，睡一觉就好了’，坚决不同意送医院。这期间，家里人急得团团转，他一点都不着急，还劝大家别担心。”
“第四，”王海波翻开笔记本，“阿珍死了之后，新郎当天就找了个借口离开了。他跟他妈说要去处理点事，然后就走了。后来女方家属想尸检，他还专门打电话回来反对，说人死为大，别折腾了，让死者入土为安。之后就再也没回过家，电话也打不通了。”
李建国补充道：“女方家属现在也很犹豫。他们本来想同意尸检的，但新郎那边一直在施加压力，说什么‘你们要是尸检，就是对死者的不尊重’，‘人死了还要挨刀子，你们忍心吗’之类的话。女方父母本来就没主意，被这么一说，更拿不定主意了。”
赵建国停下脚步，转过身来：“向局里汇报，申请成立专案组。这个案子，得查到底。”
11月22号上午，赵建国带着专案组的人，再次来到县医院。
这一次，他们是来找法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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