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的湘南大地，暮春的潮气裹挟着山野草木的腥气，终日萦绕在衡山县的乡野村落。五月的天气已然转暖，稻田新绿，山林葱郁，店门乡店门村的村民们依旧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淡农耕生活，没人会想到，一场颠覆整个村落、离奇到极致的连环命案，会在这个初夏的傍晚骤然爆发，打破所有平静。
1988年5月4日，傍晚六点半，夕阳沉入衡山连绵的山峦背后，余晖将山间的土路染成一片暗红，晚风掠过山林，带来阵阵微凉的凉意。衡山县公安局刑侦队的办公室里，警员们刚结束白日的摸排工作，正准备交接休整，一阵急促的报警电话骤然刺破了办公室的宁静。
电话那头是店门乡派出所的值班民警，语气急促、带着难以掩饰的慌乱，通报了一桩骇人听闻的警情：店门村后山的山林之中，有村民踏青劳作时，意外发现了两具孩童尸体，一男一女，横尸山野，现场氛围诡异可怖。
人命关天，且是孩童遇害，性质极其恶劣。接到紧急报案的瞬间，衡山县公安局刑侦队立刻启动重大命案侦办预案，负责该案的刑侦周队长不敢有半分耽搁，一边火速调度法医、痕迹技术员、刑侦外勤人员整装集结，一边第一时间将案情上报市局，同步报备县局主要领导。
八十年代末的县域刑侦条件有限，没有如今的高清监控、大数据排查、快速DNA比对技术，所有案件侦破，全都依靠民警的双脚走访、双眼观察、经验研判和细致的现场勘查。正因如此，每一起命案的侦办难度都极大，尤其是无名尸、山野抛尸案，往往线索寥寥、迷雾重重。
短短十五分钟内，县公安局主要领导、刑侦骨干、技术人员全员集结完毕，数辆警车鸣笛驶出公安局大门，沿着颠簸的乡间土路，全速奔赴二十公里外的店门村案发现场。彼时的乡村山路崎岖狭窄，两旁草木丛生，夜色渐浓，山林深处漆黑一片，无形中为这起孩童命案蒙上了一层阴森的面纱。
警方抵达现场时，天色已经彻底暗了下来，村口和山林边缘已经围拢了不少闻讯赶来的村民，众人交头接耳、神色惶恐，低声的议论声此起彼伏。孩童惨死山野，在民风淳朴的乡村是极为罕见的惨案，所有人都满心震惊，猜不透究竟是谁会对年幼的孩子痛下杀手。
民警第一时间拉起简易警戒线，疏散围观村民，严格保护案发现场，杜绝人为破坏痕迹。随后法医与技术人员立刻投入勘查工作，借着车灯与手电筒的光亮，对两具孩童尸体及周边区域进行全方位细致勘验。
经初步尸检确认，现场两名死者为亲兄妹，男孩年纪约十三四岁，女孩仅有七八岁，身体稚嫩，毫无反抗伤痕。二人致命伤高度统一，均为头部遭受重型钝器反复击打，造成颅骨破损、颅脑重创致死，死因明确。结合尸体僵硬程度、尸斑状态以及山林温度、蚊虫侵蚀情况，法医精准判定，两名孩童的死亡时间不超过四十八小时，也就是在5月2日至5月3日之间遇害。
更让办案民警心头一沉的是，整个案发现场干净得反常。技术人员走遍尸体周边百米范围，反复筛查地面、草木、泥土，既没有找到作案凶器，也没有发现任何拖拽、搬运、搏斗的痕迹。由此可以判定，这片山林并非抛尸现场，而是第一作案现场，凶手作案后从容离去，没有留下任何显性线索，反侦察意识极强。
对于刑侦工作而言，无名尸案的侦破，首要突破口就是确认死者身份。只有查清死者是谁、社会关系如何、近期有无矛盾纠纷，才能顺藤摸瓜锁定嫌疑人。案发地紧邻店门村居民区，结合现场地理位置和孩童衣着、样貌特征，警方初步判定，两名遇害孩童大概率就是本村村民，并非外来人员。
为了快速推进案情，县局领导当场敲定侦查方案：全员下沉村落，分片走访村民，发动群众提供线索，依托村民对本村人员的熟悉度，最快速度确认死者身份。
一夜无眠，办案民警通宵驻守村里，持续摸排走访。次日清晨，天刚蒙蒙亮，闻讯赶来围观辨认的村民越来越多，不少年长村民凑近仔细辨认两名孩童的样貌、衣着后，纷纷给出了一致结论：这两名遇害的孩子，正是本村村民黄东生、妻子罗之德家中的一对儿女，十三岁的长子黄朝辉，以及八岁的幼女黄玉辉。
身份一经确认，案件瞬间有了清晰的排查方向。侦查人员立刻赶赴死者家中，准备核实情况、询问家属案发前后的行踪与相关线索。可抵达黄东生家后，民警发现家中只有孩子的母亲罗之德一人独居，孩子的父亲黄东生不见踪影，不知所踪。
真正让所有办案民警心生诧异、隐隐察觉不对劲的，是罗之德的反应。作为两个年幼孩子的亲生母亲，得知一双儿女惨死山野、阴阳相隔的噩耗后，她没有丝毫崩溃痛哭，没有半分悲伤哀恸，神情麻木呆滞，面色平静得近乎冷漠，眼神空洞地望着地面，全程无泪无声，仿佛遇害的并非自己的骨肉，而是毫无关联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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