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鹰返回京城的那天,天色阴沉,细雨连绵。
他带回来的,不仅是让京城各大工地重新燃起炉火的煤炭,还有一份让整个朝堂都感到窒息的名单。
当那份长长的,写满了显赫名号的名单,被“有意无意”地通过某些渠道泄露出去时,整个京城的官场,陷入了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深沉的恐惧。
晋王、周王……这些都是太祖血脉,与国同休的宗室藩王。
陈演、魏照乘、张四知……这些都是曾经的内阁大学士,门生故旧遍布天下,跺一跺脚地方官场都要抖三抖的致仕元老。
如果说,之前的清洗,是割除王朝身上的烂肉。
那么这一次,名单上的人,在所有人看来,就是王朝的骨架。
皇帝,要亲手砸断自己的骨头吗?
恐惧迅速发酵。
几位在京的郡王和国公,连官服都来不及换,便冒着雨,长跪在乾清宫外。
他们身后,是黑压压一片,闻讯赶来的老臣门生。
哭喊声,哀求声,隔着厚重的宫墙,隐约可闻。
“陛下!晋王乃太祖嫡传,叔侄情深,岂可因商贾一面之词,而降罪宗亲啊!”
“陛下!陈阁老为国操劳一生,纵有小过,也功大于过!求陛下念其旧情,法外开恩啊!”
“祖宗家法,不可轻废!求陛下三思!”
他们试图用祖宗情分、叔侄情谊、旧日功劳这些传统的人情枷锁,来捆住皇帝的屠刀。
然而,乾清宫的大门,紧紧关闭,没有一丝一毫要打开的迹象。
朱由检没有见他们。
他甚至没有理会这些在他看来,属于无效信息流的噪音。
他只是让王承恩,将最新一期的《大明日报》,连夜加印了二十万份,用最快的速度,送往大明每一个州府县城。
第二天的报纸,没有头版头条,没有耸动的标题。
整整四个版面,只刊登了一份报告。
《历代藩王及致仕高官侵占国有资产及税收流失评估报告》。
报告里,没有一句指责。
通篇都是冰冷的,不带任何感情的数字。
“……福王朱常洵,自万历二十九年就藩,至崇祯十四年,共计侵占河南、山东、湖广等地良田八万一千二百四十五顷。按亩产及市价折算,总价值约白银一千九百六十万两。”
“……其名下各类商铺、矿山,百余年来,通过虚报、瞒报等手段,累计逃避商税、矿税共计白银七百八十三万两。”
“……晋王府,历经九代,共计兼并山西良田六万三千顷。其私下控制的煤矿、铁矿,近五十年偷逃税款,经初步核算,不低于白银九百万两。”
“……前内阁大学士陈演,致仕二十年,其家族在京畿、直隶等地,以‘投献’等名义,兼并土地一万两千顷,名下所有田产,从未缴纳一分一毫的皇粮国税……”
一笔笔,一条条,触目惊心。
这些权贵们百年来,如同附着在帝国身上的巨大水蛭,吸食了多少民脂民膏,让国库流失了多少本该用于国计民生的财富,被这份报告,血淋淋地撕开,暴露在天下人面前。
报告的最后,有一段用加粗黑体字印刷的,皇帝亲自撰写的按语。
“经计算,彼等之存在,于国家财政、社会稳定、资源调配等多个维度,均呈现持续性负向贡献。”
“其对系统资源的损耗,远大于其作为宗室或元老所能提供的任何正面价值。”
“结论:彼等非国之柱石,乃国之蛀虫。”
“方案:通过。执行清除。”
这份报告,像是一道天雷,将宫门外那些哭喊求情的人,劈得外焦里嫩。
他们所有的说辞,在这些冰冷而确凿的数据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可笑。
此时,早朝之上,面对朝野上下的惶恐与不安,王思任又一次站了出来。
他今日没有像往常那样激动,反而面色肃穆,带着一种虔诚。
他手捧着一份《大明日报》,对着所有面色煞白、噤若寒蝉的同僚,缓缓开口。
“诸公,昨日之前,老夫与尔等一样,心怀忐忑。然今日之后,老夫茅塞顿开,方知陛下圣心,如渊似海,远非我等凡夫俗子所能揣度!”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
“陛下此举,看似无情,实则是在为我大明,立万世之法!何为忠?何为奸?何为社稷之臣?何为国之蛀虫?”
“以往,你我皆以言语辩之,以道德论之,以派系分之!今日,陛下给出了最终的答案!”
他高高举起报纸,声音陡然拔高。
“数据!是数据!”
“于国有益者,于财政为正贡献者,虽贩夫走卒,亦为忠臣良将!于国有损者,于财政为负贡献者,虽王侯将相,亦为国贼巨蠹!”
“此非诛戮宗亲,非清算旧臣!此乃数据证心,量化功过之无上圣道也!陛下是要用这最公平、最无情的尺子,量尽天下人心!”
一番话说完,满朝文武,看向王思任的眼神,已经从敬畏,变成了某种……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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