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烟阁的构想，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一块巨石，激起的涟漪在洛阳新旧臣工的心中久久回荡。封赏带来的喜悦与满足，迅速被一种更为宏大、更为迫切的使命感所取代。千古留名的诱惑，远非一时爵禄可比。
然而，刘禅并未让众人沉浸在这种激荡的情绪中太久。仅仅休朝一日后，一场范围更小、议题更为核心的御前会议，在南宫一处偏殿内举行。
与会者仅十余人，除大司马姜维、车骑将军王平、尚书令费祎、御史中丞董允这几位核心班底外，还有新晋的征虏将军傅佥，以及两位在魏臣中素有威望、且被初步认定为可用的老臣——王观与高柔。此等规格，足见所议之事，关乎国本。
殿内炭火盆烧得正旺，驱散了初冬的寒意。众人分坐两侧，神情肃然。刘禅坐于主位，面前御案上摊开了一幅巨大的舆图，上面不仅标注了山川河流，更用不同颜色清晰划分了如今季汉实际控制、名义依附及仍在敌对状态的区域。
“诸卿，”刘禅开门见山，手指轻轻点在舆图上的洛阳，“旧都已复，玉玺已归。然，此非终点，乃新起点。今日请诸卿来，便是要议一议，我大汉之未来，该走向何方？国都何在？制度何依？又如何应对眼前内外诸般情势？”
他目光扫过众人，最终落在费祎身上：“令君，你总领政务，先说说你的看法。”
董允沉吟片刻，拱手道：“陛下，臣以为，当务之急，在于‘定都’与‘定策’。洛阳虽为旧都，象征意义非凡，然经战乱，残破待兴，且地处四战之地，北有幽并未附，东有江东虽称臣而心未可知。关中长安，乃陛下亲取之地，有崤函之固，沃野千里，更是高祖龙兴之所，政治意义不输洛阳。臣之浅见，迁都长安，似比久驻洛阳更为稳妥。”
他顿了顿，继续道：“至于国策，眼下疆域骤扩，亟需稳固消化。当以‘安抚’、‘恢复’为要。推行仁政，轻徭薄赋，使新附之民归心，让久战之地生息。”
董允的观点代表了稳健派的想法，先巩固基本盘，再图后进。
刘禅未置可否，看向姜维：“大司马之意呢？”
姜维身姿挺拔，眼神锐利，显然更倾向于进取：“陛下，稳固内政，自是根本。然，天下之势，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今我新胜，士气正旺，而魏国余孽惊魂未定，北方诸州人心浮动。若一味固守，待其缓过气来，整合残余，则必成后患。维以为，迁都长安可定大局，然军事上不可松懈。当趁势遣精骑，扫荡河内、河东，威慑幽并，即便不能即刻平定，也需使其无法形成合力，为我彻底消化中原、巴蜀争取时间。”
他的战略清晰而富有攻击性，主张利用军事优势，保持战略压力。
这时，原魏臣王观轻咳一声，开口道：“陛下，老臣斗胆。大司马之议，自是老成谋国。然，中原久经战乱，民生疲敝已极，犹如久旱之田，再也经不起大军频繁征调、粮草催逼。若行此策，恐新附之地，怨声载道，反生变乱。老臣以为，费令君‘安抚恢复’之策，方是长久之计。”
高柔也附和道：“王公所言甚是。且……江东陆抗，虽掌权柄，其心难测。我大军若倾力北上，江东是否会再生异动，亦未可知。”
降臣的顾虑，代表了中原士族的心声，他们渴望安定，恐惧无休止的战争。
董允则从另一个角度补充：“陛下，臣以为，定都、国策之外，官制、律法亦需厘定。如今疆域已非昔日偏安之局，旧有官制或有掣肘。且汉魏律法有别，需尽快统一，以明法度，安民心。”
傅佥资历尚浅，主要是聆听，但紧握的拳头显示他内心更倾向于姜维的主动进取。
殿内议论纷纷，各有道理，一时难以统一。
刘禅静静地听着，直到众人声音稍歇，他才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诸卿所言，皆有其理。费祎求稳，伯约图进，王公高公忧民，董允重法。此正说明，治国需权衡，不可偏废。”他站起身，走到舆图前，手指从长安划到洛阳，再指向北方广袤的区域。
“定都之事，朕意已决。”他手指重重地点在长安之上，“即日起，以长安为京师，洛阳为东都。 长安，乃朕亲手光复，根基在此，龙兴在此！且有关中之固，巴蜀之饶，进退自如。洛阳，可为陪都，控驭东方，亦是朕告祭太庙之所，意义非凡。朝廷中枢，待长安宫室、官署修缮完毕，即刻迁往。”
定都长安！这并非出乎意料的决定，但由皇帝亲口确认，依旧让在座众人精神一振，尤其是姜维等将领，长安更靠近前线，符合他们的战略预期。
“至于国策，”刘禅继续道，目光深邃，“朕总结为九个字：固本、砺剑、待时、缓图。”
他详细阐释道：
“固本，便是董允所言，安抚恢复。但不止于轻徭薄赋。朕欲推行‘均田令’！”他抛出了一个新颖的概念，“清查天下户籍，核实田亩。将无主荒地、前朝官田，按丁口分授百姓，使其有恒产，国家有恒税。此乃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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