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元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燕京城的积雪还未完全消融，护城河边的柳枝已迫不及待地抽出嫩芽。
沈良玉没有给自己，也没有给新朝官员任何“适应期”，新的秩序必须在废墟上立刻生长。
第一次常朝在皇极殿举行。没有前朝那些繁文缛节和冗长奏对，沈良玉坐在御座上，开门见山。
“三件事。”他声音不高，但清晰有力，回荡在寂静的大殿里，“第一，清丈田亩，重分土地。第二，整顿吏治，设立考成。第三，兴修水利，疏通漕运。”
没有讨论，只有命令。具体章程，早已由尚书台会同户部、工部、吏部拟定完毕，此刻只是颁布。
清丈田亩的政令最先发出。由王大、王二总领，抽调军中识字、机敏的老兵为骨干，联合地方上初步选拔出来的书生，组成数千个“清丈小组”，分赴全国各地。政策简单粗暴：所有土地，无论原属前朝皇室、勋贵、官僚、豪强，还是寺庙，一律收归国有，重新登记造册。然后按“人口”和“劳力”结合的方式，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户。标准是每人至少三十亩旱地或十五亩水田，确保一家人能吃饱饭，有余粮。土地只有使用权，不得买卖，仅可继承。敢隐匿田亩、阻挠清丈者，视同谋逆，当地驻军可先斩后奏。
政令一出，天下震动。无数底层农户捧着分到手的田契（一种简单印刷、带有官府大印和防伪花纹的硬纸片），跪在田埂上嚎啕大哭。世代为奴为佃，面朝黄土背朝天，从未想过能有属于自己的土地。
而各地残留的豪强、地主，则如丧考妣，有的试图串联反抗，有的连夜携带细软逃亡。但面对无处不在的天龙军（正二品镇抚使们已各就各位）和随时可以开进乡镇的天龙军小队，任何抵抗都如同螳臂当车，迅速被碾碎。冷风统领的警卫军像一张无形的网，监控着各地官员和潜在的骚动，稍有异动，立刻扑灭。
短短几个月，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土地反抗便基本平息。不是没有流血，但流血的多是试图维护旧有特权的阶层。绝大多数百姓，用脚和心投了票。新朝分田，是真的分，而且有军队做后盾，不怕地主老财反攻倒算。大夏的统治根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夯实在了亿万农户刚刚温热起来的心坎上。
吏治整顿紧随其后。沈良玉废除了前朝复杂的九品中正和科举取士，暂时实行一种务实的“荐举与考绩结合制”。由各地驻军将领、镇抚使、以及最早投诚且表现良好的地方官，推荐识字、通晓实务、身家清白者，经锦衣卫背景审查后，进入各地新设立的“政务学堂”进行短期培训。
培训内容不是四书五经，而是简单的算术、律法条文（主要是《大夏新律》，内容极简：杀人偿命，偷盗受罚，抗税严惩，分田之利受国法保护）、公文格式以及最重要的——新政核心思想灌输。
培训合格者，授以“吏员”身份，派往县乡，协助推行新政。他们的升迁，不靠文章诗词，全靠“考成”。
户部尚书江琴主持制定了详细的《考成法》：每年核定所在辖区户口增长数、垦田数、赋税完成数、治安状况、学堂开设数、水利工程参与度等硬指标。完成优异者，晋升；合格者，留任；不合格者，革职，且推荐人连坐受罚。
同时鼓励百姓检举贪赃枉法。贪墨重罚，超过百两银子，即处流放苦役；超过千两，杀。
一时间，官场风气为之一肃。新上任的吏员大多出身寒微，珍惜机会，又畏惧严刑峻法，办事雷厉风行。或许能力有高下，但至少不敢明目张胆地欺压百姓、中饱私囊。效率，成了新朝官场第一个，也是最鲜明的特征。
兴修水利和疏通漕运，则由工部牵头，萧玉若挂了个“技术顾问”的虚衔，但她兴致勃勃，经常跑去将作监和工部衙门，对着那些河道图纸、水车模型两眼放光，不时提出些让老河工都咋舌的、异想天开却又似乎有点道理的点子。
沈良玉对此乐见其成，拨付了大量钱粮，以工代赈，招募百姓参与工程。既修复了战争创伤的基础设施，为农业灌溉和商业流通打下基础，又发放了粮食工钱，稳定了人心。
军队方面，大规模的战事已经结束。东西两路大军主力逐步撤回主要城镇和战略要地驻防，转为镇戍军。王铁锤、周叔统领的后备军团，老兵开始分批裁撤、转业，然后再征新兵。老兵们依据战功和意愿，有的转入地方担任巡检、捕头，维护治安；有的进入各级政务学堂担任武训教官；有的则领取一笔丰厚的退役金和土地，回家乡成为新政的坚定支持者和基层骨干。李大胆、周虎等高级将领，除了日常操练麾下精锐，开始轮流进入沈良玉亲自指导的“高级军官讲武堂”，学习更为系统的现代军事思想、战略战术以及……忠诚教育。
皇宫内，同样在快速适应新的节奏。
苏瑾将后宫管理得井井有条。她简化了繁琐的宫廷礼仪和机构，裁撤了大量冗余的太监宫女，只保留必要的人手。用度开支，严格按苏瑜制定的新章程执行，账目清晰，定期核查。后宫不仅是家，也是天下表率，一丝一毫的奢靡浪费，都可能被外界放大，影响陛下和新朝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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