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霞飞路的“同福茶馆”里，茶香袅袅。
陈默戴着礼帽，穿着一身藏青色长衫，坐在角落的卡座里，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茶杯——他回到上海已三天，按照联络暗号与吴老板接上头，却迟迟没找到策反日伪官员的突破口。
特高课与伪政府虽有矛盾，但官员们大多畏于日军淫威，对军统的策反避之不及。
“陈先生，您要的‘碧螺春’。”吴老板端着茶盘走来，弯腰时悄悄将一张纸条放在桌下。
陈默不动声色地收起纸条，展开一看，上面是组织提供的策反目标：“伪财政署次长邱士迪，近期因日军克扣伪政府经费，与特高课的课长松井发生争执，心怀不满，可重点突破。”
“邱士迪……”陈默心里一动。他在上海潜伏时就听说过此人，虽投靠日伪，却颇有野心，总想在伪政府中掌握实权，与特高课的矛盾早已不是秘密。
日军近期为支撑太平洋战场，疯狂压榨沦陷区资源，伪政府经费被削减近半，邱士迪负责的财政署首当其冲，正是策反的最佳时机。
当晚，陈默借着“商人洽谈军需物资”的名义，在法租界的西餐厅约见邱士迪。
包厢里，邱士迪穿着笔挺的西装，脸色却带着几分憔悴——日军的压榨、下属的抱怨、特高课的刁难，早已让他焦头烂额。
“陈先生是军统的人吧？”
邱士迪端起酒杯，语气带着几分试探，他一副老神在在地模样说：“明人不说暗话，你找我，无非是想策反我。可我告诉你，我邱士迪虽不满日军，但也不想拿全家老小的性命冒险。”
陈默放下刀叉，语气平静却带着力量：“邱次长，日军现在是什么处境？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国内资源枯竭，他们在上海撑不了多久了。你现在跟着他们，迟早是亡国奴的下场；但如果你帮我们，不仅能保住全家性命，等抗战胜利，凭你提供的情报，政府还能给你留个职位，总比将来被当作汉奸清算强。”
他顿了顿，抛出诱饵：“我知道你和松井的矛盾，也知道日军克扣了你财政署的经费。只要你愿意合作，我们可以帮你——一方面，给你提供日军的财政漏洞，让你从中填补伪政府的亏空；另一方面，帮你收集松井的黑料，让他在日军高层面前失势，你取而代之，掌控上海伪政府的实权。”
邱士迪的眼神瞬间亮了——掌控实权、保住性命，这正是他最想要的。
他沉默片刻，咬牙说道：“我可以给你们提供情报，但你们必须保证我和家人的安全，还要帮我搞垮松井！”
“一言为定。”陈默伸出手，与邱士迪握在一起——策反第一步，成功了。
接下来的一周，邱士迪陆续向陈默提供情报：上海日伪无线电监听站的具体位置在虹口区多伦路25号，站内有日军技术人员12名、伪特务20名，负责监听军统和地下党的电台；特高课在上海的潜伏特务名单，包括他们的化名、据点、联络方式；还有日军近期的物资运输计划，每周五晚有一艘运输船从吴淞口出发，运送武器弹药至南京。
“这些情报太重要了！”
陈默看着手中的名单和地图，激动得手心冒汗。
无线电监听站是日伪的“耳朵”，打掉它，就能让上海的情报传递恢复安全；潜伏特务名单更是能彻底清除日伪在军统和地下党中的眼线。
他立刻联系吴老板，将情报传递给上海军统情报站和地下党。
双方商定，由军统行动组负责突袭监听站，地下党配合抓捕日伪潜伏特务，分工明确，行动时间定在三天后的深夜——那时监听站的日军技术人员大多在休息，防守最为薄弱。
行动当晚，陈默亲自坐镇指挥。
23点整，军统行动组趁着夜色，悄悄摸进多伦路25号。负责站岗的伪特务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捂住嘴拖进巷子里。
行动组队员迅速冲进监听室，里面的日军技术人员正趴在桌上睡觉，被突如其来的枪声惊醒，慌乱中想要反抗，却被早已埋伏好的队员一一制服。
与此同时，地下党的同志按照名单，对潜伏特务的据点展开突袭。
在静安寺附近的一家杂货店，特务“老鬼”正准备发报，被破门而入的地下党员当场抓获；在闸北区的旅馆里，特务“黑鹰”还在睡梦中，就被戴上了手铐。
短短两个小时，3个日伪潜伏点被精准清除，12名日军技术人员、20名伪特务全部被俘，监听设备被彻底摧毁。
更让人振奋的是，在突袭潜伏点时，地下党还解救了两名被捕的地下党员——他们因电台被监听而暴露，已被特务关押了3天，再晚一步，就要被押送南京处决。
“行动成功！无一伤亡！”
吴老板连夜找到陈默，脸上带着兴奋的笑容，“监听站被端了，特务全抓了，同志也救出来了！邱士迪的情报太精准了，这次我们立了大功！”
陈默长舒一口气，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核心情报的重大突破，不仅让上海情报站的工作打开了局面，更让他在戴笠面前有了交代，彻底转移了毛人凤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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