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清晨，是在一种小心翼翼的复苏中到来的。薄雾像一层洗不去的哀伤，笼罩着残破的街巷与流淌不息的秦淮河水。阳光费力地穿透云层和湿气，落在斑驳的墙垣、断裂的桥梁以及沉默行人的肩头，显得有气无力。
沈砚之在一家临河早摊档的木条凳上坐下，要了一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籼米粥和一小块硬如砖石的黄桥烧饼。摊主是个佝偻着背、眼神浑浊的老者，动作慢吞吞的，仿佛每一个动作都耗尽了残余的力气。他的摊档旁边，就是一个被炸塌了半边的二层小楼，裸露的钢筋像扭曲的骨头，倔强地指向天空。
“老师傅，生意还好做么？”沈砚之掰着坚硬的烧饼，状似随意地问道。
老者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去擦拭本就很干净的灶台，声音沙哑得像破风箱：“好做？能活命就不错喽……这仗，总算是打完了。”他顿了顿，混浊的眼睛里没有多少喜悦，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可打完仗，日子还得一天天熬啊。米价一天一个样，这烧饼，再硬也得啃下去，不然肚子不答应。”
他的话，道出了此刻南京城数百万底层民众最真实的心声。和平来了，不再是报纸上的口号和远方的枪炮声，但它带来的，并非立竿见影的丰足，而是一种从毁灭性破坏中艰难喘息的生存压力。渴望和平，是因为战争带来的只有死亡和流离；而和平之初，摆在面前的，依旧是家徒四壁、食不果腹的窘迫。
沈砚之默默喝着寡淡的米粥。他能清晰地感受到这种弥漫在空气里的、属于“生活”本身的沉重。这与他在北平感受到的那种“百废待兴的蓬勃活力”有所不同，南京承受的战争创伤似乎更深，旧政权的腐朽与仓促溃退留下的烂摊子也更显狼藉。人们脸上的神情，更多是劫后余生的茫然与为下一顿发愁的务实。
他付了很少的几张边区币，离开早摊档，沿着秦淮河岸慢慢走着。河水浑浊，泛着可疑的油污和泡沫，昔日画舫笙歌的繁华早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一些破旧的乌篷船搁浅在岸边，船家无精打采地坐着，等待着或许永远不会再有的游客。河岸两旁，不少房屋损毁，断壁残垣间，有人用破席烂布勉强搭起窝棚，升起袅袅的、带着潮湿木头味的炊烟。
几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在瓦砾堆里翻捡着，希望能找到一点可以换钱或者果腹的东西。他们瘦骨嶙峋，但眼睛却异常明亮，带着一种属于孩童的、未被完全磨灭的好奇，打量着沈砚之这个陌生的、穿着虽旧但还算整齐的外乡人。
沈砚之停下脚步，从口袋里摸出临走前陈明塞给他的、原本准备自己路上充饥的几块干粮，递了过去。孩子们愣了一下，随即一拥而上，几乎是抢夺般将干粮抓在手里，立刻塞进嘴里狼吞虎咽，连掉在地上的碎屑都小心翼翼地捡起来吃掉。
看着他们，沈砚之的心被狠狠揪了一下。这些孩子，就是在这连绵战火中长大的新一代，他们可能从未真正体会过何为和平与安宁，他们的童年记忆，恐怕只有逃难、饥饿和恐惧。而如今，和平降临，他们依然要在废墟里觅食。
“谢谢先生……”一个稍大点的孩子，咽下最后一口干粮，怯生生地对沈砚之说，眼睛里有了点光，“仗真的不打了吗？我爹……还能回来吗？”
他爹，或许是国民党兵，或许是解放军，也可能只是被抓走的壮丁，甚至早已埋骨他乡。这个问题，沈砚之无法回答。他只能沉默地摸了摸那孩子的头，感受到发丝的枯黄与脆弱。
这就是底层最朴素的渴望——亲人团聚，不再有枪声，能有一口安稳饭吃。为了这份渴望，他们可以忍受一切，可以在废墟上一次次尝试重建家园，可以在极度匮乏中依然挣扎求生。他们的沉默与坚韧，本身就是对和平最强烈的呼唤，也是对这场席卷了整个国家的巨变最微观而深刻的注脚。
沈砚之继续前行，他的目标明确——宁海路二十五号。但行走在这座城市的肌理之中，他无法忽略这些无处不在的、属于“生活”本身的细节。这让他寻找苏曼卿的迫切心情，莫名地染上了一层更厚重的时代尘埃。他不仅仅是在寻找一个失落的爱人、同志，更像是在这新旧交替、遍地疮痍的时空里，打捞一个被时代洪流裹挟而去的、具体的灵魂。
越靠近宁海路，周遭的气氛似乎愈发凝滞。这里的建筑大多完好，但透着一种森严冰冷的气象，高墙、铁门、紧闭的窗户，偶尔能看到门口有持枪的解放军战士站岗。这里是旧政权核心机构聚集的区域，如今虽已易主，但残留的肃杀之感尚未完全散去。
宁海路二十五号，是一幢独立的、带有明显民国时期公馆风格的三层青砖楼房，围墙很高，黑色的铁门紧闭，门上挂着崭新的“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特派工作组”的木牌。门口同样有士兵守卫，神情警惕。
沈砚之没有贸然靠近。他像偶然路过的行人，在对面的街角停下，借着一棵梧桐树的遮掩，默默观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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