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康居的那场聚会，对于卫铮而言，其收获远超最初的预期，甚至可以说，是他在这个时代真正意义上掷下的第一颗石子，激起的涟漪远比想象中更为深远。
他不仅如愿以偿地初步结识了张纮、华歆、荀攸、杜畿这几位在原本历史轨迹中必将大放异彩的未来英杰，与他们建立了初步的、甚至可称良好的私人关系；更通过席间坦诚的交流，更为深入地了解了曹操、袁绍这两位关键人物当下的具体境况与性格特质，这为他日后判断局势、乃至可能与这些人产生交集，埋下了宝贵的伏笔。更重要的是，他抓住时机，明确表露了自己学习兵法、志在边疆的意向，这番不同于寻常士子只知皓首穷经的“异志”，非但没有引来嘲讽，反而因其抬出先祖卫、霍的正当性以及结合时局的迫切性，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在场诸人的理解，甚至如卫觊、荀攸、杜畿等人，更明确表示了赞许。
这次成功的“亮相”，让卫铮更加确信，自己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融入这个时代的核心圈子，结交这些尚在潜邸、却已显峥嵘的“潜龙”，同时不惜一切代价提升自身的文韬武略，是在这山雨欲来、乱世将启的前夜，他必须坚定不移、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的道路。当聚会散去，窗外日头西斜，将洛阳城染成一片金红，卫铮独立窗前，心中的思绪却如同那杜康美酒一般，经过时间的发酵和事件的催化，变得愈发醇厚、炽热，也愈发清晰、坚定。
然而，卫铮未曾料到，那首信手“拈”来的《出塞》诗，以及他那手迥异时流、端严整饬的“楷书”，结合杜康居白壁题诗的雅事，竟会以如此迅猛的速度传遍洛阳。不过三两日的功夫，洛阳城的街头巷尾、茶楼酒肆、乃至太学斋舍之内，竟都在传诵、议论着这首气魄雄浑的七言诗，以及那位神秘的河东卫氏子弟卫铮卫鸣远。“秦时明月汉时关”的苍凉，“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豪迈，极大地契合了当时士人对边境战事失利的不满与重振汉家声威的渴望。而那种名为“楷书”的新颖字体，也因其清晰易辨、法度严谨，引起了诸多书法爱好者和务实士人的极大兴趣。
一时间，前往杜康居观看那面题诗墙壁的人络绎不绝，几乎到了观者如堵的地步。酒肆老板乐得合不拢嘴，生意火爆异常，甚至不得不加派人手维护秩序，以免墙壁被过于激动的人群损坏。这股风潮之盛，在年关将至的洛阳，竟隐隐盖过了筹备新年的喜庆气氛，成为了士林和市井中最热门的话题。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名声，卫铮却反而异常冷静地选择了沉寂。他几乎不再踏出卫氏商社的大门，谢绝了一切或好奇、或慕名、或别有目的的拜访邀请。他深知，名声是一把双刃剑，过早、过度地暴露在聚光灯下，尤其是在自己根基尚浅、实力尚未完全匹配名声之时，绝非好事。
这股风潮自然也波及到了卫觊。他在洛阳外城的那处清静小宅，每日里快被慕名而来者踏破了门槛。除了真心赞赏诗文书法的同道，更多是各方势力派来打探消息、或欲借此攀附结交之人。卫觊每日忙不迭地接待应对，疲于应付。许多人客套之后，便直接询问卫铮的住所，意图登门拜会。若非卫铮早有预见，明言请卫觊切勿透露自己的落脚之处，恐怕卫氏商社也难有宁日，卫铮本人更是连安稳觉都难睡了。
卫觊深知其中利害，他比卫铮更了解洛阳名利场的规则。他知道，卫铮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急吼吼地接见各方来客，混个脸熟，而是 “养名” 。名声初起之时，需要一段时间的沉淀与发酵，当事人的姿态更需要拿捏得当，甚至要刻意保持一定的距离感和神秘感。一个高的起点，一次华丽的亮相之后，适当的“蛰伏”与“矜持”，反而能进一步提升声望，吸引更有价值的关注。这本身就是一种极高明的名声经营策略。
纵观士林典故，无论是陈蕃悬榻待徐孺的佳话，还是十几年前孔融一门争死的壮烈，都是士人养名的典范。远的不说，就说那“四世三公”的袁本初，据说守完母孝后还要再守三年父孝，那袁成都死了多少年了！袁绍从小锦衣玉食，如今愿意素衣冷食，屈身在父母墓旁结庐守孝六年，不就为了博得一个孝名嘛。
卫觊清醒地意识到，若能借此机会，赢得如蔡邕、卢植这等海内大儒的公开青睐或一句评语，那对卫铮而言，便不啻于乘云化龙，前途将不可限量。反之，若此时沉溺于虚名，周旋于各色人等之间，反而会自降身价，甚至可能因结交不慎而沾染污名。
然而，卫氏商社毕竟人来人往，是商业经营之地，绝非“养名”的理想居所。此地太过喧嚣，也容易让人将卫铮与“商贾”身份过于紧密地联系起来。于是，卫觊郑重向卫铮提出建议：必须尽快购置一处独立的宅邸，作为其在洛阳的根基，也是其塑造士人形象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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