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圣托马斯医院，手术三室。
凌晨两点十七分，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无影灯将手术台照得如同祭坛般惨白，埃德蒙·泰勒躺在上面，像一尊被暴力打碎后重新拼接的大理石雕像，布满裂痕。
“血压40/20，心率38，血氧62%。”麻醉师的声音在口罩后沉闷地响起，每个数字都像判决书上的字句，“失血估计超过1500毫升，体温34.1度。”
主刀医生詹姆斯·麦卡利斯特，四十五岁，战时外科主任，处理过的枪伤比大多数士兵见过的都多。但此刻，他的眉头紧紧锁在一起。
左腿的枪伤是最直观的灾难。子弹从大腿外侧射入，撕裂股四头肌，在股骨表面刮出一道深深的沟槽，最后撕裂股动脉边缘后卡在骨膜与肌肉之间。动脉破口不算大，但位置刁钻，正好在股深动脉与股浅动脉的分叉点上方两厘米。
“哈林顿钳。”麦卡利斯特伸手，器械护士将弯曲的血管钳递到他手中。
他的动作稳定精准，钳尖探入血肉模糊的创口，避开破碎的神经束，在涌血的黑暗中寻找那条搏动微弱的血管。
找到了。
钳齿闭合，出血瞬间减缓。
“吸引器。”
血液和生理盐水的混合液被吸走，视野清晰了些。麦卡利斯特看到动脉壁上那个不规则的破口，边缘外翻，像一朵畸形的小花。
“6-0普理灵缝线，血管针。”
他的手指开始移动，针尖刺入血管壁，穿过，拉紧，打结。
第一针，第二针，第三针。
动脉破口被缝合，血流恢复。
“松开远端钳。”麦卡利斯特下令。
助手松开止血带，血液冲过缝合处，没有渗漏。
很好。
但危机远未结束。
“左臂。”
麦卡利斯特转向另一处伤势。X光片挂在观片灯上，尺骨和桡骨中段粉碎性骨折，至少有七块大小不一的碎片，像被锤子砸碎的瓷器。
“准备外固定支架，术中透视。”战时资源紧张，内固定钢板优先供应前线士兵，平民大多用外固定。但麦卡利斯特看着那些碎片的位置，有两块紧贴桡动脉，一块压迫正中神经。
“改计划，”他果断道，“取小切口，直视下复位，克氏针临时固定。术后再上外架。”
手术刀划过皮肤，避开肘前静脉。肌肉被钝性分离，碎骨暴露在灯光下。助手用骨钳小心翼翼夹起碎片，像拼图一样将它们归位。
克氏针穿透皮肤、肌肉、骨骼，将碎片串联起来。
“神经完好，动脉搏动可及。”助手汇报。
麦卡利斯特点头，转向最棘手的部分，颈部。
勒痕在喉结下方形成一道宽约三厘米的暗紫色带状淤血，皮下组织广泛出血，甲状软骨轻微骨折。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颈动脉窦受压超过四分钟，”麻醉师的声音更低了，“瞳孔对光反射迟钝，GCS评分6分。”
格拉斯哥昏迷评分，15分正常，8分以下重度昏迷，3分最低。6分意味着大脑可能已经遭受不可逆的损伤。
麦卡利斯特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说：“上冰帽，目标温度33度，脑保护。甘露醇250毫升静滴，减轻脑水肿。密切监测颅内压。”
护士将装满冰水的橡胶帽戴在埃德蒙头上，冰冷的触感让监护仪上的心率微微波动了一下，这是自主神经的残余反应，是好迹象，但微弱得像风中的烛火。
手术继续。
清创，冲洗，缝合。
左腿的肌肉分层对合，左臂的切口关闭，颈部的淤血区切开减压。三个半小时，麦卡利斯特和他的团队像在悬崖边缘走钢丝，每一步都关乎生死。
凌晨五点四十三分，最后一针缝线打结。
“送ICU，”麦卡利斯特摘下沾满血污的手套，声音里透出疲惫，“24小时神经监测。如果颅内压持续升高，准备去骨瓣减压。”
他看了一眼手术台上的人。
埃德蒙·泰勒，二十二岁，白厅最年轻的专家，青霉素项目的核心人物，这些信息是菲利普在急诊室快速交代的。但此刻，他只是一个浑身插满管子、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年轻人。
麦卡利斯特走到洗手池边，看着镜子里自己布满血丝的眼睛。
“他能活下来吗？”年轻的住院医小声问。
“看今晚。”麦卡利斯特说，打开水龙头，冰冷的水冲刷着手指，“大脑是最记仇的器官，缺氧四分钟，足够杀死海马体里的大部分神经元。就算活下来……”
他没说完。
但所有人都听懂了。
植物人、痴呆、瘫痪、或者三者皆有。
水声哗哗作响，像为某个尚未降临的悲剧提前奏响的哀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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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术语解释
①血压40/20：血压收缩压40mmHg、舒张压20mmHg，远低于正常（90/60mmHg），属于重度休克血压，器官供血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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