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月23日，柏林，腓特烈大街火车站
汤姆穿过月台上稠密的人流。
瑞士护照在西装内袋贴着胸口，署名“托马斯·埃尔德”，职业记者，隶属苏黎世《新苏黎世报》驻柏林特派员。
纸张做旧，印章真实，照片是三天前拍的，脖颈侧面的银色纹路被遮瑕膏完全盖住，深灰色三件套，银袖扣收进袖口。
没有人多看他一眼。
柏林比伦敦冷，像无数片极薄的玻璃茬口擦过脸颊。
火车站大厅里挤满了穿灰绿色军大衣的人，国防军、党卫队、普通市民裹着勉强御寒的旧外套。
广播用德语播报列车时刻，生硬的音节砸在冰冷的瓷砖墙面上弹回来。汤姆放慢脚步，让视线漫无目的地扫过指示牌、报刊亭、检票口。
摄神取念没有全面开启，那太消耗，也太危险。他只是让表层意识保持开放，捕捉人群中那些过于强烈的情感：一个拎破皮箱的中年女人脑中反复闪现“东线，东线，我的弗里茨……”；穿旧军大衣的老头仇恨地盯着一队党卫队走过，又迅速垂下眼睛；一个金发男孩抱着母亲大腿，在想晚饭的面包能不能多分半片。
他不需要知道这些。
但他需要熟悉柏林。
情报网在传递“苏黎世记者抵达”的信号后沉寂了。赵说过，接头人会在二十四小时内主动联系，地点未知，方式未知。这是战时情报网络的规矩：单线，延迟，容错率极低。
汤姆在车站附近找到一家不起眼的旅店，用瑞士护照登记。
房间在三楼，窗户对着内院，灰泥墙面剥落，暖气管道发出疲惫的嗡鸣。他脱下大衣，挂进门边衣柜，然后走到窗边，将窗帘拉开一条极窄的缝隙。
柏林的天是铅灰色的。
他站在那缝隙后面，一动不动，看了很久。
血脉印记在脖颈侧面微微发热，那是埃德蒙此刻的坐标，七百五十英里外的肯特郡观察哨，靠近海岸，心跳平稳，呼吸频率偏低，应该是睡着了，或者正半靠在床上看那些永远看不完的文件。
他应该还在等“汤姆回霍格沃茨后的第一封信”。
汤姆垂下眼睛。
他已经提前写好三封信，署了不同的日期，托菲利普从伦敦代寄。第一封已经寄出，内容平淡，魔药课作业太多，提到斯特拉学会了坐下，询问他左臂恢复得如何。刻意地日常，刻意地无害。
埃德蒙会看穿这种“刻意”吗？
会的。
但他不会说破。
就像他从不问汤姆深夜外出时做了什么，只是在他回来后，递一杯温热的牛奶，什么也不说。
汤姆收回视线，拉严窗帘。
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夜幕降临时，接头人来了。
在旅店餐厅的晚餐时段，汤姆独自坐在角落桌位，面前摆着一份吃了一半的土豆汤，一个穿灰色开衫的中年女人径直走到他对面坐下，神态自然地拿起桌上的盐罐。
“埃尔德先生？”她的德语带着轻微的捷克口音，音量恰好够两人听见。
“是。”
“您表妹托我带个口信。她说，去年圣诞您答应送她的那本书，《夜莺与玫瑰》，还记得吗？”
暗号正确。
“记得。”汤姆说，“她说那本书插图不够好，我在柏林找找其他版本。”
女人点点头，手从盐罐移开，顺势推过来一张折成方形的纸片，然后站起身，头也不回地走向收银台，消失在后厨门帘后。
汤姆没有立刻打开那张纸。
他喝完最后一口汤，付账，上楼。
关好房门，拉上窗帘，点亮床头那盏光线微弱的台灯。
展开纸片。
手写的地址：夏洛滕堡区，克尼塞贝克街27号，三楼右。
下面是两行小字：
她最后一次出现是在这里。1942年1月15日之后，无人见过她。
房东战后失聪，姓施密特，每晚七点下楼倒垃圾。
汤姆将纸片凑近台灯火焰，看着它卷曲、发黑、化成灰烬，在洗手盆里冲走。
西尔维娅·斯蒂芬。
黑发，深色眼睛，设计师，埃德蒙的长期资助对象，“信天翁”早期成员。赵说她两年前主动申请去柏林，“希望在最危险的地方做最有价值的事”。
然后，1942年1月15日，她消失了。
埃德蒙找了她一整年。
昏迷中还在念叨她的名字。
汤姆站在洗手盆前，盯着瓷壁上残留的灰痕。
他不嫉妒。
那不是嫉妒。
他只是……想知道，一个什么样的人，值得埃德蒙这样记挂。
次日清晨，夏洛滕堡。
克尼塞贝克街27号是一栋战前建造的六层公寓楼，奶油色外墙被煤烟熏成不均匀的灰黄，临街的窗户大多糊着防空纸条。
汤姆在三楼右户门前停住，敲门。
没有回应。
他敲第二次，第三次。
走廊尽头，一扇门吱呀推开条缝，浑浊的眼珠从门缝后打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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