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蒙终于低下头。
他把剩下的信读完了。
然后他把两页信纸按顺序叠好，和那枚戒指一起，放进床头柜的抽屉里。
他关上抽屉站起来，脸上仍然没有表情，但眼眶边缘有一圈极淡的红，像清晨海平面上那抹将散未散的橙色。
他走到窗前，推开窗户。
二月海风灌进来，冷得像刀子。
他看着那片灰茫茫的天与海。
“西尔维娅。”
他低声说。
这是他这段时间来第一次在清醒状态下，说出这个名字。
【1939年3月，剑桥】
“……所以说，你们这些搞经济的都是冷血动物。”
西尔维娅把设计稿拍在桌上，累极，也气极。她刚从伦敦赶来，为了省火车票钱坐了最慢的那班车，全程三个半小时，车厢里挤满返乡的士兵家属。
她抱着那件初版“黎明将至”挤在过道，裙摆被踩了三脚，回家才发现有一处抽丝。
“你听听你自己说的话：‘成本收益分析’、‘边际效益’、‘机会成本’——这是衣服，埃德蒙！是美！不是青霉素产量表！”
埃德蒙给她倒茶。
他那时十九岁，大二，刚通过经济学学位中期考核。宿舍很小，书桌上堆着三本不同语言的《资本论》译本，窗台上养着一盆快死的薄荷。
“你饿不饿？”他问。
“不饿！”
“厨房有面包。昨天烤的。”
“……咸的还是甜的？”
他笑了一下。
那是西尔维娅第一次见他笑。不是礼貌性的嘴角上扬。他的整个眉眼都柔软下来，毫无防备。
她后来想，自己大概就是那一刻决定原谅他的。
“甜。”他说，“加了葡萄干。”
她啃着面包，他坐在对面，把那件抽丝的礼服铺在膝头，一针一针地修补。
缝纫技能来自伍氏孤儿院的必修课。六岁起每个孩子都要学会补袜子、钉纽扣、改裤脚。他做得慢，但极稳，每一针间距几乎相等。
西尔维娅看着他的手指。
那双手在纸上算过无数复杂的经济模型，此刻正捏着极细的绣花针，修补一道几乎看不见的抽丝。
“埃德蒙。”她忽然说。
“嗯？”
“你为什么资助我？”这个问题她憋了三年。
他没有停针。
“因为你会成为你想成为的那种人。”
“我是问为什么是你帮我。”
三十英镑。
三个月后又是五十英镑。然后是客户名单、材料供应商的联系方式、某位子爵夫人“恰好”需要一件新礼服的消息。
他从不说“这是我给你的”，只是让这些东西出现在她面前，像把种子撒进土里，然后走开，等她自己发芽。
埃德蒙看着她。
房间里只开着一盏工作灯，灯光从侧面打过来，在他脸上投下深邃的阴影。他的表情看不真切，但那双眼睛很亮。
“你还记得，”他说，“第一次注意到我是什么时候吗？”
西尔维娅愣了一下。
第一次注意到他？
那是——
“1936年10月。”她脱口而出。
她自己也惊讶于这个日期如此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
米尔银行那家咖啡馆，周六晚班，她端着托盘穿行在油腻的桌子和疲惫的面孔之间。角落那张桌子坐着一个年轻人，黑发，穿旧毛衣，面前摊着一本书。
“米尔银行那家咖啡馆。”她继续说，“你坐在角落看——”
她停住了。
那本书。
那本他当时在看、后来她也开始重新去读的书。
埃德蒙转过头，看着她。灯光在他嘴角投下一道极浅的阴影。
“看什么？”
西尔维娅沉默了一瞬。
然后她说：
“《资本论》。”
1936年10月。
伦敦东区，米尔银行，一家油腻破旧的咖啡馆。
一个穿着旧毛衣的年轻人在读马克思。
而一个端着托盘的女侍应生，在给他续咖啡的时候，多看了一眼。
就一眼。
她看见了那本书的封面。看见了作者的名字。看见了那个年轻人翻页时专注的侧脸。
她那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她只是记住了。
“所以你看，”埃德蒙说，声音很轻，“不是我‘看见’了你。是你先看见的我。”
西尔维娅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1936年，在那种地方，一个女侍应生认出了《资本论》。”他继续说，“你知道当时全英国有多少人知道这本书吗？你知道就算知道，有多少人敢在公共场合读它吗？”
她不知道。
“你看见了。”他说，“你不仅看见了我，你看见了我在看什么。你想到了那意味着什么。”
西尔维娅坐在凳子上一动不动。
她想起1936年前的自己。十九岁，裁缝铺学徒，每天踩缝纫机踩到手指发麻。她没上过几年学，没读过几本书，但她在咖啡馆后厨的杂物间里，偷偷翻过雇主儿子丢下的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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