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社区,像一个巨大的、拥挤的盒子,装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梦想和疲惫,以及无处宣泄的愤怒。
她站在那栋充满绝望气息的公寓楼下,楼道里昏黄的灯光忽明忽暗,像一个患有严重肺病的病人,在进行着最后徒劳的喘息。生锈的铁门上,一道黄色的警戒线早已被扯断,耷拉在一旁,无声地诉说着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不幸。这里就是阿尼克·拉奥最后的归宿,一个冰冷的犯罪现场。
她决定从正门进去。有时候,最直接的方式,反而最不容易引起怀疑。
她敲响了管理员办公室的门。开门的是一个身材臃肿、头发用廉价发胶梳得一丝不苟的白人老太太。她穿着一件洗得发黄的碎花睡袍,脸上涂着厚得像墙皮一样的粉底,也盖不住那股子刻薄和对生活的不满。她浑浊的蓝色眼睛上下打量着江夏川,像在审视一件待售的二手商品,眼神里充满了对外来人毫不掩饰的挑剔与戒备。
“有事?”她的声音尖利得像指甲划过玻璃。
“我找阿尼克·拉奥,”江夏川的声音平静,仿佛已经习惯了这种审视,“我是他弟弟的朋友,受他所托,来帮忙取回一些私人物品。”
“阿尼克?”老太太撇了撇嘴,脸上的优越感又多了几分,“那个惹了麻烦的印度佬?他已经死了。警察来过,东西也差不多都清空了。这里现在什么都没有,只有晦气。他的尸体还是我第一个发现的,上帝啊,警察说我需要心理辅导,可他们连一张优惠券都没给我!”
她一边抱怨,一边作势要关门。
江夏川没有多废话。她从风衣内侧口袋里,掏出了卡尔文友情赞助的那一叠旧钞票。它们不是崭新的连号美金,而是沾染了无数人汗水和希望的、皱巴巴的二十元纸币。她将钞票像一副扑克牌一样,在指间不经意地捻开,发出哗啦的轻响。
老太太的眼神瞬间变了。那股子刻薄和不耐烦,在看到富兰克林那张绿色的脸时,迅速融化成了赤裸裸的贪婪。她对外来人的偏见和对美金的热爱一样明显。
“哦,亲爱的,你早说你是他弟弟的朋友啊。”她的声音瞬间甜腻得像泡在糖精里的樱桃,“可怜的阿尼克,他是个多好的孩子啊,虽然总是交不起房租。进来吧,进来吧,真是太不幸了。”
她热情地让开身子,眼睛却死死盯着江夏川手里的钱。
江夏川将两张钞票塞进她因为兴奋而微微颤抖的手里,剩下的则握在自己手中。“这是定金,”她的声音冰冷,不带一丝感情,“等我出来,如果满意,剩下的才是你的。”
“当然,当然!你慢慢看,慢慢拿!别客气,就当是自己家!”老太太的脸上笑开了花,脸上的粉底都开始往下掉。她领着江夏川来到二楼阿尼克的房门前,用一串叮当作响的钥匙打开了门。
“这孩子,平时安安静静的,谁知道惹上了什么人。”老太太还在絮絮叨叨地扮演着悲伤的房东角色,“这年头,世道太乱了。那些人……你知道的,他们就像蟑螂一样,到处都是。警察也管不了。”
她口中的那些人,可以指代任何一个她看不顺眼的群体。而她自己,无疑是把自己当成了这栋破楼里最高尚、最无辜的受害者。
江夏川没有理会她的表演。她踏入房间,一股混合着陈腐空气和淡淡消毒水的气味扑面而来。房门在身后关上,隔绝了老太太那虚伪的叹息。
房间里空空如也,所有的家具和私人物品都被搬空了,只在地上留下一些家具腿的压痕和褪色的印记。墙上,还能看到警方取证时留下的编号贴纸和粉笔轮廓。
这是一个被彻底清扫过的现场。警察带走了所有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然后,房东带走了所有剩下的、还能卖钱的东西。一个人的生命痕迹,被擦拭得如此干净。
但麦克总能找到被遗忘的角落。
对江夏川来说,这里写满了故事。墙壁上,挂着日历的地方留下了一块比周围更干净的方形印记;地板上,桌椅的压痕勾勒出一个男人曾经生活过的狭小空间。
她的目光如同法医的解剖刀,一寸寸地切割着这个空间。
她直接走到了房间的角落。在那里的踢脚线上,她用指尖轻轻一抹,在灰尘之下,发现了被漂白水刻意擦拭过的淡淡血痕。痕迹很浅,但那股子试图掩盖罪恶的徒劳,却清晰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
接着,她走向那张光秃秃的床。她掀开那张散发着霉味的、薄薄的床垫。床垫下,藏着一本最廉价的学生练习本。
她翻开本子,里面是用印地语写下的、密密麻麻的日记。字迹工整,带着一种用力的痕迹。她看不懂内容,但她带了翻译器——那部属于索菲亚的手机。她拍下几页,用一个翻译软件进行扫描。
屏幕上,断断续续地浮现出一个异乡人的挣扎与期盼:
“……今天发了工资,扣掉房租和寄回家的钱,只剩下120加元。但我还是去超市买了一块鸡胸肉。凯伦喜欢吃咖喱鸡。他快来了,我得让他尝尝我的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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