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涿州，风都变软了。
头天还能闻见北地那股干硬的土腥味儿，今儿一掀车帘，扑鼻的是南边旷野里湿漉漉的草气，混着远处河滩飘来的水腥。路边的树也不一样了——北边的杨树还光秃秃地支棱着，这儿柳树已经抽出嫩黄芽子，细细软软的，在风里乱飘。
车还是那辆车，人还是三个人，可什么都好像不一样了。
马伯庸靠着车板，听着轮子碾过官道的声响。这声音他听熟了，连颠簸的间隔都能数出来——咯噔一下，准是压着石头；吱呀一声长响，那是过软土地。闭上眼，脑子里都能画出路的模样。
老太太递过来一块饼，把他从出神里拽回来。
饼烤过，面上焦黄，还温着。马伯庸接过道了谢，掰开慢慢吃。老太太自己也掰一块，小口小口地嚼。两人对着吃，谁也不说话，只有细细的咀嚼声混在车轴声里。
“您到了湖广，”马伯庸咽下嘴里的饼，忽然开口，“要是寻着儿子，往后怎么打算？”
老太太停住嘴，眼睛望着车帘外，好一会儿才说：“寻着了，就跟着他过。寻不着……”
她没往下说，只把手里的饼又掰了一小角，放进嘴里，慢慢地磨。
马伯庸不问了。有些话不必说完，人都明白。他想起昨儿老太太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当时只觉得是句狠话，现在咂摸出里头那股劲儿——人活着，总得有个东西撑着。没了那点念想，路就走不下去。
车忽然慢下来。
老陈的声音从帘子外传来：“前头就到清风店了。”
马伯庸掀开帘子往前看。官道尽头，一大片屋舍的轮廓在午后日头下显露出来。青瓦连成片，炊烟从各处屋顶钻出来，散在半空里，把天边染得灰蒙蒙的。镇口有座石牌楼，车马人影在楼底下进进出出，热闹得很。
和他们这些天路过的小镇不一样。那些镇子天一黑就死寂，这儿却有一股活气，隔老远都能觉着。
车驶进镇子，马伯庸把帘子全掀开了，往外瞅。
街道比他想得宽，能并排过两辆大车。两边全是铺面，卖布的、打铁的、沽酒的，招牌挂得满满当当。街上来往的人也多，挑担的、推车的、牵牲口的，南腔北调的话混在一块儿，嗡嗡地响。几个半大孩子在街边追着跑，笑声脆生生的。
“这地方……”马伯庸喃喃道。
“商路码头，”老陈头也不回，“南来北往的人都在这儿歇脚。”
车在一家客栈前停下。客栈门脸宽敞，黑漆匾额上“悦来客栈”四个金字有些褪色，但还清楚。门口伙计见车来，小跑着迎上来。
“三位客官，住店？”
老陈下了车，拍拍衣摆上的灰：“两间房。再要三碗面，送到房里。”
“好嘞！”
房间在二楼，临街。马伯庸推开窗，下头的街景尽收眼底。对面是个绸缎庄，掌柜的正拿着一匹布给客人看，深青色的料子在日头下泛着光。斜对面是个茶摊，几个脚夫模样的人坐在条凳上歇脚，捧着大碗喝茶。
他看着，忽然有些恍惚。这些寻常景象，他有多少年没好好看过了？在贾府那些年，眼里只有账册上的数目、主子们的脸色、府里那些弯弯绕绕的事。外头的天是什么颜色，街上的人怎么过日子，他几乎忘了。
“下来吃饭。”老陈在门外喊了一声。
面是汤面，粗瓷大碗盛着，面上铺着几片白菜叶、两片薄薄的酱肉。汤头清，但热气腾腾的。马伯庸端起碗，先喝了一口汤，热流顺着喉咙下去，整个肚子都暖了。
三人埋头吃面，吸溜吸溜的声音在房里响着。吃到一半，老陈放下碗，从怀里掏出个小本子，又向伙计借了笔墨。
他伏在桌上写字，写得很慢，一笔一划的。马伯庸看着他握笔的手——指节粗大，皮肤糙得像老树皮，可握笔的姿势却稳当。
写完了，老陈吹干墨迹，把纸递给马伯庸。
“到了真定府，找这个人。”
马伯庸接过。纸上是几行字：“真定府南关大街，刘记杂货铺，刘掌柜。”底下还有一行小字：“涿州老陈引荐”。
“刘掌柜是我旧识，”老陈说，“人实诚。你去找他，就说是我让你来的。他能帮你寻个住处，也能介绍些活计——你不是会记账写字么？码头货栈、商铺钱庄，总有用得着的地方。”
马伯庸捏着那张纸，纸很轻，可他觉着沉甸甸的。这不是张普通的纸，是条路，是座桥，是把他从这茫茫路上引向一个实在去处的记号。
“多谢您。”他说，嗓子有点紧。
老陈摆摆手，端起碗把剩下的汤喝了，抹抹嘴：“明儿一早我就往西走了。你们自己安排。掌柜的能帮着雇车，去真定府的车多，一天好几趟。”
马伯庸点点头，想问“您往西去哪儿”，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江湖人各有各的路，有些事不该问。
夜里，马伯庸躺在床上，听着外头的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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