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武三年的雨水格外缠人。
自惊蛰至谷雨，凤翔京笼罩在连绵的阴湿里，朱雀大街的青石板路沁出深暗的水痕，像一道道未愈的旧伤。
鸾台值房内，崔沅却觉不出潮意——炭盆早熄了，窗子大开，穿堂风卷着雨丝扑在面上，反让她混沌的头脑清醒几分。
长案上堆积的文书已摞成三座小山。
左首是各州府春税汇总：田赋、丁银、盐课、茶税、市舶……名目逾三十种，折算不一，耗羡加征竟有“鼠耗”“雀耗”“火耗”之别。
右首是新拟的《一条鞭法》草案，统诸税为一，计亩征银，白纸黑字仅三页。
中间那座最高，是反对的奏疏、陈情的状纸、含沙射影的弹章，墨迹淋漓如泼血。
最上头一份，是江南道监察御史的密报：
“三月十二，苏州府试行新法，丝商罢市三日。
市舶司报，生丝收购价骤跌三成，言‘新税苛猛，无利可图’。
同月十八，松江盐场七灶联名请愿，称‘折银征课，灶户无银，唯盐可纳’。
二十日，杭州、嘉兴米行联手提价，斗米百二十文，民有怨声……”
字字惊心。
崔沅提笔，在“斗米百二十文”旁朱批：“查仓储，平粮价。”墨未干，又一份急报送至：
“四月初一，扬州漕帮扣留官粮船十艘，言‘加征税银，无力承运’。江防水师调停未果。”
笔尖一顿，朱砂在纸面洇开一团猩红。
她搁下笔，闭目良久。
窗外雨声淅沥，值房内铜漏滴滴答答，与檐下水声应和，敲出一片令人心悸的寂静。
三年前，也是这样的雨天，她站在云州城头，看着第一辆蒙学书车驶入雨幕。那时心想：最难的一关已过了。
如今才知，治国如治水——疏了这条渠，那道堰又崩了。
“大人。”帘外传来轻唤，是鸾台主事苏琬。
崔沅睁眼：“进。”
苏琬捧着一卷账册进来，二十四五的年岁，穿青色官袍，眉眼间有三分崔沅年轻时的清冷，却多了些锐气。
她是昭武元年首科进士的探花，崔沅亲手从凤鸣书院拔擢的门生，如今掌着税改最要害的江南清吏司。
“苏州府的细账核出来了。”
苏琬将账册铺开，指尖点着一行数字，“去岁丝税实征八万四千两，其中‘火耗’‘解费’‘门敬’等加征竟占两成。
若按新法折银，剔除中间盘剥，国库实收可增至九万两，而丝商负担反减一成五。”
“那他们为何罢市？”
“因为从前那两成加征，”苏琬抬眼，目光如刃，“大半落入地方胥吏、帮会头目，乃至某些朝官私囊。新法断了他们的财路。”
崔沅沉默。炭盆里最后一点余烬“啪”地爆开，溅起几点星火，旋即熄灭。
她岂会不知？这三年推行新法，触动的何止是商户。
从州府到县乡，数百年来早已结成一张密密麻麻的网——官商勾结，胥吏盘剥，中间层层吸血。
一条鞭法抽去的不是税银，是这张网的筋。
“还有一事。”苏琬声音低了些，“学生昨日收到家书，说扬州老家有族人传话，劝学生‘莫要太尽忠职守’。”
她顿了顿，“话里话外，提及几位朝中大人的名讳。”
“谁？”
苏琬报出三个名字。一位是户部侍郎，一位是都转运盐使，还有一位……是太后娘家侄儿，领了个闲职，却与江南盐商往来甚密。
崔沅笑了。笑意未达眼底，反添了三分凛冽。
“怕了？”她问。
“不怕。”苏琬挺直脊背，“学生只是觉得，这潭水比预想的更深。”
“深才好。”崔沅起身，走到窗边，望着檐下如帘的雨幕，“水浅只能养虾米，水深才藏得下蛟龙。既然他们露了鳞爪——”
她转身，目光落在苏琬脸上：
“你去江南。以钦差身份，督办苏州、松江、扬州三府新法试行。
我给你一道手令：凡阻挠新法、操纵市价、煽动罢市者，五品以下官员可先行羁押，商贾巨户可查封账册。”
苏琬瞳孔微缩：“学生……资历尚浅。”
“所以才让你去。”崔沅走回案前，提笔疾书，“若是老成持重之辈，难免瞻前顾后，权衡利害。我要的是一把快刀——切开那层油皮，看看底下究竟烂到什么地步。”
手令写完，她盖上鸾台首辅的朱印，递给苏琬：
“记住，你此去不是收税，是立规矩。新朝的规矩。”
苏琬双手接过，绢纸沉甸甸的。她深吸一口气，躬身长揖：“学生领命。”
雨声中，她退出值房。脚步声渐远，融入淅沥的天地。
崔沅重新坐下，目光扫过案头堆积的文书。烛火跳跃，将她的影子投在墙上，拉得很长，微微晃动，像一柄悬在江山社稷图上的剑。
她忽然想起许多年前，在周先生那间漏雨的柴房里，老人指着《周礼》上“九赋九贡”的篇章说：“沅儿，税赋之制，乃一国命脉。征得公平，民安国泰；征得不公，民怨国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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