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建国的藤椅第三次在院中的老槐树下轻轻摇晃时，手里的紫砂壶刚好凉到适口。初秋的阳光透过槐树叶，在他布满皱纹的手背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像极了他和老伴李秀兰结婚五十年时，孩子们送的那幅“岁月留痕”刺绣——针脚里藏着的，全是寻常日子的暖。
“老头子，该吃药了。”李秀兰端着水杯从屋里出来，蓝布围裙上还沾着面粉，是刚揉好的馒头剂子。她今年78岁，背有些驼，却依旧习惯每天早起给祝建国蒸馒头——他有糖尿病，外面买的馒头糖太多，她总说“自己做的才放心”。
祝建国接过药片，就着紫砂壶里的茶水咽下，笑着说：“还是你蒸的馒头香，比城里儿子买的蛋糕好吃。”李秀兰嗔怪地拍了拍他的手背：“就会哄我，孩子们孝顺，你别总说不好。”
他们住的老院在城区的“幸福巷”，是祝建国年轻时单位分的房子，院里的老槐树是他们刚搬来时种的，如今已经粗得要两人合抱；墙角的牵牛花每年夏天都会爬满篱笆，是李秀兰的宝贝，她说“看着就有生气”；堂屋里挂着的老照片，从黑白到彩色，记录着他们从青涩到白头的五十年——有结婚时的红棉袄，有孩子们小时候的虎头鞋，还有去年祝建国住院时，李秀兰守在病床边的合影，照片里她的眼睛红得像兔子，却还对着镜头笑。
祝建国的身体是去年冬天垮的。一场突发的脑梗，让他半边身子没了力气，说话也变得含糊，医生说“能保住命就不错了，以后得有人贴身照顾”。从那以后，李秀兰就成了他的“专职护工”：每天早上帮他穿衣、洗脸、喂饭，中午扶他在院里散步，晚上给他按摩腿脚，半夜还要起来帮他翻身。孩子们想接他们去城里住，雇个保姆，李秀兰却不同意：“城里的房子小，没有老槐树，老头子住不惯；再说，我照顾他，才放心。”
孩子们拗不过她，只能每周回来一次，带些营养品和生活用品。儿子祝强每次回来，都会帮他们检查水电，女儿祝芳则会帮李秀兰洗头、剪指甲，临走时总偷偷塞些钱在枕头下，说“妈，你别太累，不够钱就跟我们说”。李秀兰嘴上答应着，却从来没动过那些钱——她和祝建国的退休金够花，孩子们压力也大，她不想给他们添麻烦。
那天晚上，祝建国突然精神好了很多。他坐在藤椅上，拉着李秀兰的手，含糊地说：“老伴……我想……吃你做的……槐花糕。”李秀兰愣了愣——槐花是春天的，现在是秋天，哪来的槐花？可看着他期待的眼神，她还是点头：“好，明天我就去给你找，实在没有，咱们就等明年春天，好不好？”
祝建国笑了，像个孩子似的，靠在她肩上睡着了。李秀兰轻轻扶他回屋，盖好被子，坐在床边，看着他的睡颜，眼泪突然掉下来——她知道，老伴的时间不多了，他说想吃槐花糕，是在想他们刚结婚时的日子，那时候她还年轻，会爬树摘槐花，给他做香甜的槐花糕，他总说“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第二天一早，李秀兰就去了巷口的早市，问遍了所有卖干货的摊位，终于找到了一小袋干槐花。她回到家，赶紧泡发、和面、蒸糕，忙活了一上午，终于做出了一盘槐花糕。她端到祝建国面前，喂他吃了一口，他含糊地说“香……跟以前……一样”，眼里却泛起了泪光。
那天下午，祝建国靠在李秀兰怀里，慢慢闭上了眼睛。他走的时候很安详，嘴角还带着笑，手里紧紧攥着她的手，像怕她跑了似的。孩子们赶来时，李秀兰没有哭，只是静静地坐在床边，帮他整理好衣服，梳了梳他花白的头发，轻声说：“老头子，你别急，我把家里的事安顿好，就去找你。”
祝建国的葬礼办得很简单，按照他生前的嘱咐，没有大操大办，只请了巷里的老邻居和亲戚。葬礼结束后，孩子们想把李秀兰接去城里，她还是不同意：“我得守着这个家，守着老槐树，守着你爸，他要是回来，找不到家怎么办？”
孩子们没办法，只能每天给她打视频电话，确认她的安全。李秀兰的生活还是老样子：每天早上起来，会习惯性地喊“老头子，该起床了”，然后才想起他已经走了；会把他的藤椅擦得干干净净，放在老槐树下，好像他还会坐在那里喝茶；会做两个人的饭，然后把他的那份放在他常用的碗里，说“老头子，快吃吧，别凉了”。
奇怪的是，祝建国走后的第七天，李秀兰早上起来，发现堂屋里的灯是亮着的——她昨晚明明关了；桌上放着一杯刚泡好的茶，是祝建国喜欢的龙井，温度刚好适口；她放在窗台上的老花镜，被挪到了桌边，旁边还摆着他常用的放大镜。
“老头子，是你回来了吗？”李秀兰轻声喊，声音有些发颤。屋里没有回应，却有一阵轻微的风从门口吹进来，拂过她的脸颊，像他生前常做的那样，温柔地摸她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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