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降了。
扬州城的早晨，开始有了一层薄薄的霜。霜落在青瓦上，落在石板路上，落在运河边的枯草上，白茫茫的，像撒了一层细盐。太阳出来得晚，出来时也是懒洋洋的，没什么热力，只是把霜照化了，化成水，湿漉漉的，更冷了。
沐剑屏从城南回来时，天刚亮透。
她穿一身素色棉裙，外罩淡青斗篷，手里提着个竹篮，篮子里是刚买的早点——豆浆、油条、烧饼。她走得很轻，很快，脚下没什么声音，像只猫。这是她在云南沐王府时练出来的，王府的姑娘走路要轻，说话要柔，笑要不露齿。
但她现在不在王府了。
她在扬州，是韦小宝的妻子，是金鳞茶馆的采购，是韦家的夫人。
她走进金鳞饭庄后院时，韦小宝刚练完功。
他站在院子里，只穿一件单衣，手里拿着把飞刀。刀很短，很薄，在晨光下闪着寒光。他手腕一抖，刀飞出去，“叮”的一声，钉在十步外的木桩上，正中红心。
“好刀法。”沐剑屏轻声说。
韦小宝回头，看见她，笑了：“回来了？买的什么？”
“早点。”沐剑屏把篮子放在石桌上，“趁热吃。”
两人在石桌旁坐下。韦小宝抓起根油条，咬了一大口，又喝了口豆浆。沐剑屏小口吃着烧饼，吃得很慢，很细。
“相公，”她忽然开口，“我今天在城南，看见个铺子要转。”
“什么铺子？”
“丝绸坊，”沐剑屏说，“叫‘锦绣坊’，在城南柳絮巷。东家姓姜，说是欠了赌债，急着出手，要价八千两。”
韦小宝放下油条：“八千两？什么规模？”
“我进去看了，”沐剑屏说，“前后两进，三十架织机，都是苏州来的好机子。工人五十个，都是熟手。库房里还有不少生丝，够用三个月。”
“生意怎么样？”
“不好，”沐剑屏摇头，“我去的时候，只有十架机子在动。工人没精打采的，织出来的绸子有瑕疵。掌柜的说，东家三个月没发工钱了，工人都在混日子。”
韦小宝想了想：“为什么生意不好？”
“我问了，”沐剑屏说，“姜老板好赌，不管事。掌柜的克扣工钱，工人没心思干活。织出来的绸子质量差，卖不出去。卖不出去就没钱，没钱就更克扣工钱——恶性循环。”
韦小宝不说话了。
他端起豆浆，慢慢喝，眼睛看着远处的运河，运河上有船在走，很慢，很稳。
“你觉得，”他忽然问，“这铺子，值多少钱？”
“机子值三千两，生丝值一千两，工人……”沐剑屏顿了顿，“工人是熟手，五十个熟手，在扬州值两千两。加起来，六千两。但要盘活，还得投钱。”
“投多少？”
“至少两千两，”沐剑屏说，“补发工钱，买新丝，整顿管理。总共八千两，和要价一样。”
韦小宝笑了。
笑得像只狐狸。
“六千两，”他说，“我出六千两。多一文不要。”
“他会卖吗？”
“会，”韦小宝站起来，拍拍手上的油渍，“因为他急。赌债是阎王债，拖一天，利滚利。拖三天，要人命。他等不起。”
午后，韦小宝带着沐剑屏去了柳絮巷。
巷子很窄，两边是高墙，墙上爬着枯藤。秋风一吹，枯叶簌簌地落，落在青石板上，铺了厚厚一层，踩上去软绵绵的，没声音。
锦绣坊在巷子深处。
门脸很旧，朱漆剥落，门楣上“锦绣坊”三个字，金漆都掉了，露出底下发黑的木头。门虚掩着，里面传出织机的声音，咔嗒，咔嗒，有气无力的，像病人咳嗽。
韦小宝推门进去。
院子里很乱。织机东一架西一架，有的在动，有的停着。丝线缠得到处都是，地上有积水，水里漂着油花。工人三三两两坐着，有的在打盹，有的在闲聊，看见有人进来，只是抬眼看看，又低下头。
一个瘦高个从屋里跑出来，四十来岁，穿一身半旧的绸衫，脸上带着笑，但笑得很勉强，像哭。
“两位，找谁？”
“找姜老板，”韦小宝说，“谈生意。”
“我就是姜有财，”瘦高个拱手，“两位是……”
“韦小宝。”
姜有财脸色变了变。
扬州城现在没人不知道韦小宝。
“韦老板，”他腰弯得更低了，“什么风把您吹来了？里面请，里面请。”
屋里很暗，很潮。桌上摆着账本，账本上落着灰。姜有财用袖子擦了擦椅子，请韦小宝坐。
“韦老板，”他搓着手，“您是要买绸子？我们这儿有上好的苏绸，杭绸，蜀锦……”
“我不买绸子，”韦小宝打断他，“我买铺子。”
姜有财愣住了。
“韦老板……您说什么？”
“我说，我买你的锦绣坊，”韦小宝看着他，“八千两，你要价。我出六千两，现银。卖，现在就立契。不卖，我走人。”
姜有财的脸色，白了又红，红了又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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