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小张，北京顺义人，八九年生，差一点就成了九零后。年轻时不懂事，在社会上混了几年，身上纹了不少乱七八糟的图案，走在街上像个二流子。后来想开了，觉得这样下去不是个事，就洗了纹身，学了门手艺——开大卡车。学车那会儿晒得黝黑，可我心里高兴，觉得总算有正事干了。拿了驾照，进了一家挺大的物流公司，工资不低，日子过得也算踏实。
可这份工作，我只干了不到两年。
那天我接到一张单子，从顺义拉一车货去山西。公司把我叫过去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说这趟活儿加钱。我一听加钱，眼睛就亮了，说没问题。为了多赚点，无所谓几点发车。我提了车，开到货场装货，等一切搞定，已经快晚上九点了。从顺义出发，穿过河北，过了娘子关，才能进山西。等进了山西境内，差不多凌晨一点。子时，跑夜路的老司机都知道，这个点要格外小心。大车刹车距离长，晚上视线不好，容易出事。可我这人年轻，精力旺，从来不愿意半路停车休息，想着连夜开到目的地。
过了娘子关，山路就多了起来。弯道一个接一个，我放慢了车速，双手攥着方向盘，眼睛死死盯着前面被车灯照亮的那一小片路面。山风从车窗缝里灌进来，呜呜的，像有人在哭。刚过一个急弯，远远看见路中间站着一个人。高速公路，两侧全是山，最近的人家也在几十公里外，这人从哪来的？我挑起远光灯，白光打在那人身上。他穿着一身黑衣服，头发不长，看着三四十岁的男人。他就那么直直地站在路中间，一动不动，像是专门在等我。
大车朝那人冲过去，他没有躲的意思。他的脸在灯光下白得发灰，像刷了一层石灰粉，眼眶深陷，看不清眼珠。我猛地向左打方向盘，车身一偏，贴着那人擦了过去。我感觉后挂好像碰到了什么，从后视镜里看，那人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我再看一眼——另一边的后视镜里，那个人消失了。不到一秒钟，凭空没了。两边是光秃秃的山，没有树，没有沟，没有藏身的地方。我的后背一阵发凉，手心全是汗，方向盘上的皮套被我攥得发涩。但车还在走，我也没撞到他，只能继续往前开。
大概四十分钟后，我开进了一段盘山路。刚拐过第二个弯，我又看见了他。还是那个黑衣男人，又站在路中间，离我不到五十米。这次我看得更清楚了——他的嘴唇发紫，紫得发黑，紧紧抿着。风吹不动他的头发，吹不动他的衣角，他就那么站着，像一棵种在路中间的枯树。我浑身的汗毛一根一根竖了起来，头发根根发紧，后背冷汗把衬衫湿透了，贴在皮肤上冰凉冰凉的。方向盘在我手里打滑，大车开始左右甩，拖挂在弯道里晃了起来。我拼命稳住方向，车像喝醉了酒一样在路上扭了好几个弯，轮胎在地上发出刺耳的尖叫，焦糊味从车底飘上来。最后车子撞到了路边的一棵树上，亏得是车厢侧面撞上去，树被撞弯了，车没大事，还能开。
可我已经开不动了。不是车坏了，是我整个人在发抖，抖得连脚都踩不住刹车。我熄了火，从座位底下抽出那把大安全锁——那是我混社会时留下的习惯，车上常年带着家伙，铁锁头足有小臂长，沉甸甸的。我攥在手里，下了车。山风呼呼地吹，吹得我睁不开眼，可我不敢眨眼。我围着车转了一圈，大声骂着脏话，声音在山谷里来回撞，撞回来又撞出去，像是有人在远处学我骂人。我骂了好几分钟，想跟那个东西干一架，可那人又消失了，连个影子都没有。四周只有黑黢黢的山，只有被车灯照亮的半棵树，只有我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的，像有人在我胸口里敲鼓。
我喘着粗气，觉得没意思，转身准备上车。手刚搭上车门把手，背后有人拍了我一下。力道很轻，可那一下像是拍在了我心脏上，拍得我浑身一僵。我猛地回过头——一个老太太，七十来岁，个子不高，一米五几，穿着一件深色的棉袄，领口扣得严严实实。脸上笑眯眯的，皱纹挤在一起，眼睛眯成两条缝，嘴角往上翘着。她就站在我身后不到一米的地方，月光照着她的脸，那笑容看起来很慈祥，可在深夜的荒山里，那笑容比哭还瘆人。
我往车门边退了一步，后背抵着车梆子，冰凉的铁皮隔着衣服凉得我打了个哆嗦。我哆嗦着问：“您……您从哪冒出来的？”
老太太的笑容没变，声音也不大，像在跟邻居聊天，可那声音在山风里飘着，忽远忽近，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你别怕。我不是找你，我是找我儿子。我儿子就在你车上。我追了你好长时间了，一直跟着你这车。”
我的脑子“嗡”的一下炸了。她说她追着大卡车跑？她说她儿子在我车上？我车上装的是一整货柜的货物，纸箱子码得整整齐齐，哪来的活人？我的舌头打了结，嘴唇哆嗦了半天，才挤出一句：“您儿子……在我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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