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夜晚，还带着点凉气，但已经不是那种刺骨的冷了。窗户开着一条缝，风进来，软软的。
客厅的沙发上，常莹四仰八叉地躺着，一条腿搭在沙发扶手上，另一条腿垂到地上。
她穿着件洗得领口都松了的旧棉布睡衣，桃红色的，胸口还印着几朵褪色的花。鼾声一阵高一阵低，有时候是“呼——”，有时候是“哈——”，像拉风箱。
这鼾声里透着一种理直气壮的疲惫——是那种把别人家当自己家、把客气当福气的人，才能睡得出的心安理得。
自私到了常莹这个份上，已经不是缺德，而是一种返祖现象——她活得像只树懒，把别人的枝干当自己的家园，还嫌你晃悠。
茶几上放着她喝了一半的搪瓷缸子，里头是浓茶，茶叶渣子都沉了底。旁边还有一小碟瓜子皮，堆得尖尖的。
“喂？”
红梅的声音压得很低，怀里的小年正扭动着断续哭。她左手托着孩子，右手握手机，肩膀和耳朵吃力地夹住。
卧室里只开了一盏小台灯，昏黄的灯光照着凌乱的床铺。床头柜上堆着奶瓶、尿布、半盒纸巾、一支体温计。
“老婆，躺下了吗？”常松的声音从那边传过来，带着掩盖不住的疲惫，信号不太好，有些滋滋的杂音。
“没有呢。”红梅说。
小年突然“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哭声尖锐。红梅赶紧轻轻摇晃手臂：“哦哦，不哭不哭……”
“孩子怎么总是哭啊？”常松在电话那头问。
男人在远方关心孩子哭不哭，就像在北极问企鹅热不热——问候很真诚，但毫无卵用。
“没啥事。”红梅把话筒拿开一点，怕哭声传过去，“小孩夜里哭正常，闹觉。”红梅说，声音平静，但眼下的乌青在昏黄灯光下显得更深了。她已连续四天没睡过一个整觉了。
当妈后才知道，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孩子是坟头的草——你日夜灌溉，它茁壮成长,顺便把你活埋。
“哦……”常松顿了顿，声音低下去，“红梅，我走这几个月，姐在家都好吧？没再惹事吧？”
红梅看了一眼客厅的方向，常莹的鼾声隐约传进来。“没，挺好的。”她说，声音平平的。
她说话时，小年的小手突然抓住她胸前的衣襟，用力扯。小指甲刮到皮肤，有点疼。红梅没动，任由孩子抓着。
又是沉默。电话那头有海浪的声音，很轻微，但确实在。
“红梅，”常松再开口，声音更低了，几乎要听不清，“船期……可能赶不及了。这边出了点问题，耽搁了。英子高考……我可能……赶不回去了。”
男人的“赶不回来”就像外卖的“预计送达”，你饿得前胸贴后背，他还在系统里显示“骑手已取货”。
红梅抱着孩子的手紧了一下。小年哭得撕心裂肺，扭动着，小手胡乱抓挠，在她本就粘腻的脖颈上，又添了一道细痕。
她没动，也没看脖子。她对着手机，声音还是平的，听不出什么起伏：“人没事就行。家里有我。你安心。”
女人的韧性，是在无数次“算了”中练就的。算了远方的指望，算了近处的聒噪，最后连自己的疲惫都一并算了，只剩下怀里那一团实实在在的、滚烫的哭闹。
“嗯。”常松应了一声，还想说什么，最后只变成一句，“辛苦你了，老婆。”
“挂了，国际长途贵。”红梅说。
“好，你……早点睡。”
电话挂断了。嘟嘟的忙音响了几下，红梅还拿着手机，站了一会儿。
那忙音，短促而空洞，像极了她此刻心里被抽走的那一块。男人在远方大海的摇晃里说“辛苦”，女人在近处奶渍与泪水的泥泞里回“安心”。这大概就是中国式夫妻最经典的对话——一个在云端歉意地挥挥手，一个在泥里沉默地点点头。
婚姻走到后来，沟通全靠脑补，他在信号断断续续的听筒里想象你的贤惠，你在孩子震耳欲聋的哭声中消化他的缺席。
小年的哭声把她拽回来，她放下手机，继续抱着他来回走。
女人婚后流的泪，大多是婚前脑子里进的水。可等水都流干了，才发现，脑子里留下的不是智慧的结晶，而是一层洗不掉的、名为认命的碱垢。
走三步，停一下，拍拍后背。再走三步，停一下，哼两句不成调的儿歌。小年的哭声小了些，变成抽泣，但身子还在扭，小手小脚乱蹬。
她又试了试额头，不烫。
“宝宝乖，妈妈在呢。”红梅低声说，声音哑了。
她走到五斗柜前，打开最下面的抽屉。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奶粉罐，都是“益益”牌的。她拿出一罐新的，用力拧开塑料盖，再‘嗤’地一声撕开锡箔密封层。奶香味飘出来。
暖水瓶放在柜子边上。红梅单手去拎柜子边的暖水瓶，手腕一沉。她先往奶瓶里倒一点热水，烫了烫瓶身，倒掉。再倒热水，约莫三分之二，又兑了点凉白开。水温用手腕试了试，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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