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之战”后，匈奴稍稍消停了一年多时间，期间只循例骚扰了代郡、雁门、定襄，大多数时候都没叩开关门就走了，最严重的两次也仅对边郡造成千人左右的人口损失。大爷镇守的右北平在元朔三年后更在大爷任上再没看见匈奴人的影子。
以司马迁为首的文官宣传是“飞将军”的威名震慑住了匈奴新单于“伊稚邪”。其实，右北平变得太平除了有大爷镇守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河南之地丢失后匈奴的整体战略重心西抬，大鲜卑山、乌桓山以东区域“伊稚邪”册封了乌桓人、鲜卑人“羁縻”治理，而王庭与左右贤王则将重点活动区域放在了阴山·燕山以北、大漠以南的“漠南地区”，为的是不再遭受河南之地那样的偷袭而损失惨重。
同时，在於单携支持者归汉后，大汉开始了对匈奴各部族的外交瓦解。张骞和於单团队都熟悉匈奴的内部情况，加上“伊稚邪”得位不正，内部矛盾重重，“伊稚邪”必须花很多力量用在处理内部矛盾、稳定单于地位上。
但是，匈奴还是会劫掠大汉的，因为失去河南之地和百万牲畜后他们更加贫苦了，到了秋冬，不劫掠不能很好的生活。所以这时再多的内部矛盾也不能阻止匈奴最终因生活所迫继续当强盗。
同时，匈奴在感觉大汉已经不好拿捏之后还把劫掠的重心转向西域。据多年后我获得的情报，元朔四年匈奴曾联合乌孙一起攻伐了大月氏，令其继续西迁至后来的康居、大夏之地。
匈奴的军事压力减缓让刘彻有精力腾出手来处理内政。“推恩令”后第一批被“推恩”的宗室在元朔四年集中出现，这一年刘彻册封了十一个同姓侯，将原来的数个相当于郡级别的藩王国拆解成县级别的诸侯国。因为“推恩令”把嫡长子的蛋糕分给了所有嫡庶子嗣，在人数上得到更多的支持，从此再难有孝景朝那样有实力对抗中央的吴王刘濞、梁王刘武了。
元朔年间，整个国家的头等大事就是备战。国家的大部分收入都用在了修长城、征兵、征粮、训练、买马养马和每次战役后的嘉奖与抚恤。但是大爷过得并不舒坦，因为朝廷的军费基本上都用在了役兵体系的投入，特别是“柳营军”和“赵边军”。“幽燕军”尤其是李家募兵驻扎的右北平地区靠大爷的威名震慑匈奴就够了，所以朝廷的投入很少，不仅与元光年间无法相比，甚至还不如我刚记事的建元年间。虽然二大爷还是能打到藩国的秋风让李家的家底回些血，但大爷想要的一直就不是私人财富，而是率领精锐之师并以此获封列侯。就像他和张骞喝酒时说的那样：如果张骞可以帮他弄到大宛良马，李家自己出钱去买都可以。
最让大爷憋屈的是骑兵一直没有得到补充。李家嫡系的骑兵战损回补后仅剩四千在二少爷麾下，朝廷给右北平只补充了很少的军马，而且必须没有大宛良马、西极良驹这些好马，连本地良马都少。募兵补充的大都是本土的驽马，数量也不多，勉强够军官骑乘，这让善于骑兵作战的大爷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几次写“篆体密文”回来让李敢找二大爷帮他去协调。
如果说元朔年的大汉在政治和军事上是高歌猛进，那么在财政上则是山雨欲来。
除了汉匈战场上的直接消耗，内政、外交上为瓦解匈奴所耗费的国帑也相当可观。
元朔元年，彭吴成功说服秽貘归汉建立沧海郡，换来的构想是以这块“飞地”作为东边的桥头堡，教化和武装秽貘人成为威慑匈奴左部的新力量。但是随着匈奴统治中心西抬，沧海郡失去了其战略意义，反而因为这块“飞地”的一切补给要经过卫氏朝鲜，行政开销巨大。元朔三年，刘彻终于决定“弃坑”，放弃对沧海郡的统治，三年时间数亿的行政开销投入都打了水漂，沧海郡也成为大汉历史上最短命的一个郡。
不过刘彻不是没有后手，“推恩令”和迁徙豪强都是加强中央集权为搞钱作铺垫。相比元光年间的处处被掣肘和无人可用，元朔年间的刘彻已经形成了自己稳定的核心政治班底，除了军事有卫青、外交有张骞、司法有张汤，尚书台的小团体也在争取个人表现的竞争中越来越能帮他办事。
但其实，尚书台的这些人背景不一、三观各异，为了争“头牌”的名声和地位更是时常勾心斗角。事后看来，政治上渐渐成熟的刘彻是很享受让下面人勾心斗角的，他也越来越会利用臣子的各种欲望。
臣子们总有欲望：政治主张实现的欲望、扬名立万让自己的学术被认可的欲望、封侯拜相的欲望、享受高薪或贪墨金钱的欲望、位极人臣被人敬仰或恐惧的欲望……只要你有欲望、有用处，刘彻就会很好的利用你的欲望驱使你。但是作为老板，刘彻的心非常狠，只要你不再具备可用性或政治上出现认识偏差，他就会弃之如敝履，比如之前的王恢和以后的一长串名字。但是只要你有用且政治正确，他就会一直用你，用到老、用到死，而你也会成为他手下的中枢权贵，去实现自己的欲望。跟着他打工不用担心过了四十岁得拿N+2然后去跑滴滴、送外卖，因为没有用或者政治不正确的最后都要掉脑袋（至少像后来司马迁一样被阉掉），N+2是什么？在他概念里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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