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葛谦的思想中，如果“轻重农商之术”的初心是“活万民、询万民、利万民”，在执行过程中也不搞类似“算缗”的超越底线恶政，那么这样的“轻重农商之术”就应该被拥护。相反无论儒、道、名、法、农、墨、纵横、阴阳……诸子百家如何包装教化，那都是恶术。简单来说他认为百姓向统治者交税、服役要达到的目的无非是让穷人有活路；让民众有知情、反馈和参与的权力；让各阶层能安分守己的同时弱势群体有保障。
其次，对于葛履代表既往稷下学者表述的很多关于“轻重农商之术”中许多被奉为原则圭臬的法则，他的见解也有突破。
比如对于铸币权，无论葛履代表的“管仲学派”还是汲黯传承的贾谊观点，都觉得“铸币权”是必须收归中央的。但是葛谦认为：其实关键不在于“铸币权”收归中央，而是“一般等价物”必须规范、唯一且为“食货轻重之道”的交易本质服务。如果一个国家的铸币是为了掠夺财富，比如如果让“白虎皮币”成为主流货币，那么还不如法定流通精致的五铢盗钱。
葛谦认为：只要有一个信用等级能被大部分民众信任、铸币标准公开统一且有贵金属储备保底的机构，它就可以在保底范围之内铸币。
同样的，葛谦认为：如果一个朝廷的“轻重农商之术”导向的第一要务是帝王的享乐或者因为各种原因无法权衡好收支使用规范，那么不如以郡国、甚至县为单位来主导“轻重农商之术”、并根据各自特点制定税赋率和分配机制。
这个观点我是最先能听懂和认同的。因为汲黯、郑当时为了水利建设搞的手段，其实都是在践行这个观点。
最后，葛谦关于事情本质的认识比葛履继承的“管仲学派”观点更加犀利深刻和一针见血。
在葛履介绍的观点中，他认为商人的社会地位是应该得到提升的，但是为什么没能提升？为什么士人阶层会对商人有偏见？他没有解释这个问题。
而葛谦看得很明确。他将场景还原到上古：最先从生产劳动中被解放的人是首领；而部落联盟形成后随着交易的展开，第二顺位被从生产劳动中解放的人就是原始商人，原始商人最后又分工成外交家（权谋者）和勇武者（军官）。
从群体资质来说，原始商人是仅次于部落首领的存在。那么谁最容易威胁到部落首领的各项权威？也是原始商人。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商人是为首领所用的，其智慧、气运也逊于首领，但是总有例外。夏启以财富颠覆规则取代伯益、田氏以权谋取代姜齐、韩赵魏以武力三分晋……对首领威胁最大的就是这些人。
所以，最后首领变成君王、皇帝后就找了两个帮手儒家和法家，让他俩帮他先把商人、权谋者、军阀这三个同源的角色管控住，而其中商人因为没有政治根基和暴力后盾是最容易被管控的。
葛谦还认为，如果将一切还原，除了玄之又玄的气运之外，比如他父亲葛至阳、他哥哥葛履这些深谙经济之道的人为什么最后成不了大商人？他觉得根子是没有把自己的角色还原成最初、最有力的状态。也就是说，他觉得：要做成富商大贾，货殖理论只是最简单的，对货物本身的理解和对基本规律的熟悉在竞争愈发激烈之后根本不足以安身立命。真正的大商人想财富不动摇还必须做参与政治的权谋者或与权谋者结盟，同时想让财富长久还得有足够的暴力团队护驾，这样才能最大程度保障在政治失败时有相对从容的退路。
除此以外，葛谦还认为，他父亲、哥哥成不了大商人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圣贤书的教育下道德底线太高。比如刀闲氏作恶，关他父亲什么事？抛开“气运”预测的因素，借着这个势头壮大自己为“借尸还魂”做准备或者审时度势辅佐东郭咸阳那支是不是比急流勇退机会更好？他哥哥也是，在平年会在辰月以每石一百钱的价格输出余粮，但是反而在灾年，他会把粮食八十钱一石赊账卖给面临生计压力的穷人——因为《计然子》说了粮食不应该高于每石八十钱。
葛谦觉得：他很享受有这样道德底线高的父兄，但是如果从成为富商大贾的角度来看，这种“小仁义”就坏事了。“慈不掌兵，善不行贾”，过不了道德底线这一关根本就不用去谈“气运”。
对于葛谦的这个观点，我在表示认同的同时也提了我的意见：正如他说的，国家“轻重农商之术”优劣的判断标准不在取利过程而在最终目标，商贾的“货殖增值之术”要修炼成功就不能有道德负担。但是，商贾就不需要有初心了吗？我始终觉得从长期而言，“气运”只会庇护有初心者。
我对葛谦、葛履的观点总结后也作了还原。
在上古时代，首领、原始商人之所以能脱颖而出不劳力而劳心，除了他们天资高于常人外，为什么能被众人理所当然的接受？在人还质朴的时候，可没有那么多教化洗脑、尔虞我诈、偷奸耍滑。我觉得他们得有初心——这个初心就是通过实践“食货轻重之道”最终与交易对象“双赢”，这样对外部族间才能长期合作、才能彼此信任通婚姻；对内部族内才能因为全体所得的利益比不交换物资而多两个人劳动获得的利益更大许多因而绝大多数人对首领和商人的存在持支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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