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夏天特别热。莫纯的声音低沉下来，像在讲述一个与她无关的古老传说。纺织厂的筒子车间像个蒸笼，温度计永远停在40度以上。我和阿静——你妈妈——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工资却只够买几斤糙米。
她站起身，走向那面武器墙，取下一把看起来最普通的匕首，在手中轻轻把玩。刀刃反射的光斑在天花板上游走，像一只不安分的萤火虫。
那年我十八岁，你妈妈二十。我们有个赌鬼父亲，他唯一的好处就是经常不回家。莫纯的嘴角扯出一个苦涩的微笑，直到有一天，他欠下了这辈子最大的一笔赌债——相当于我们全家十年的收入。
魏东看到她的手紧紧握住匕首，微微颤抖。
讨债的人来了七个，都拿着铁棍。他们把父亲拖到巷子里，当着我妈的面...莫纯突然停下，深吸一口气，细节就不说了。总之那天之后，我们没了父亲，母亲也崩溃了。一个月后，她喝下了半瓶敌敌畏。
窗外的海风突然停了，房间里安静得可怕。魏东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还有莫纯略显急促的呼吸。
债主没放过我们姐妹。他们闯进我们家那天，阿静把我藏在米缸里。莫纯的眼神变得恍惚，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恐怖的夜晚，我透过缝隙看到他们把她拖走，听到她的哭喊声...我本该站出来保护她的，但我没有。我躲在那个该死的米缸里，像只吓破胆的老鼠。
一滴泪水从她眼角滑落，但她很快抹去，仿佛为自己的软弱感到愤怒。
第二天我被发现了。债主看着我的脸，突然笑了。他说：这个长得不错，能卖个好价钱。莫纯的声音变得冰冷，那天下午，我被带到了。
红雀...魏东轻声重复这个陌生的名字。
表面上是高级会所，实际上是地下世界的交易中心。莫纯放下匕首，从书架上取下一本相册，翻到某一页递给魏东。照片上是一栋老式洋房，门口挂着红雀俱乐部的牌子，看起来平平无奇。那里有赌场、毒品、妓女，还有...杀人合约。我被带到一间装饰华丽的房间，一个穿着旗袍的中年女人像评估牲口一样打量我。
魏东看着照片背面写着的日期：1976年8月15日。照片上的建筑在阳光下显得格外阴森。
处女？女人问。带我来的男人点点头：验过了，干净的。三千。女人伸出三根手指。太少了，这丫头模样好，至少五千。三千五，不卖就带走。
莫纯模仿着当时的对话，声音忽高忽低，活灵活现地重现那个可怕的场景。最终交易以四千元成交，十八岁的林小纯——她当时的名字——被剥光检查，然后关在一间小房间里，等待的客人。
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和一个马桶。墙上贴着褪色的墙纸，上面是俗气的玫瑰花图案。莫纯的手指无意识地抚摸着相册，我以为我的人生完了。直到那天晚上，莫爷来了。
她的声音突然变得柔和，提到这个名字时，她眼中闪过一丝魏东读不懂的光芒。
莫爷是红雀的常客，四十出头，总是穿着考究的西装，戴着金丝眼镜，举止优雅得像上流社会的绅士。但他眼神冰冷，看人时像在看一件物品，而非活生生的人类。那天晚上他喝多了，红雀的妈妈桑把几个新来的女孩带到他面前让他挑选。
他看了我很久，然后问我会不会泡茶。莫纯轻笑一声，那笑声中竟带着几分少女般的羞涩，我说不会，但我可以学。他就笑了，那种像是发现什么有趣玩具的笑容。就这个吧。他说。
她以为等待她的是可怕的初夜，但莫爷只是让她坐在对面，给她讲了两个小时的国际象棋。他说话声音很轻，带着某种催眠般的韵律，教她每个棋子的走法，各种开局和战术。凌晨时分，他给了妈妈桑一叠钞票，把她带出了红雀。
我以为他买下了我，但出了红雀，他就说：小姑娘，你自由了。莫纯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魏东。她的肩膀微微颤抖，我站在凌晨空荡的街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莫爷已经转身要走，我突然追上去，抓住他的袖子。
带我走。我说。莫爷转身，月光下他的眼神锐利如鹰。为什么？我没有地方去。我仰着脸，眼中是孤注一掷的决绝，而且...你不是好人，对吗？我想学。
莫爷大笑起来，笑声在寂静的街道上格外刺耳。你想学做坏人？我想学活下去。我说。
魏东看到莫纯的手紧紧抓住窗台，眼神茫然。窗外的海面上，夕阳正在下沉，将整个世界染成血红色。
莫爷收留了她，给她起了新名字——莫纯。起初她只是帮他打理公寓，做饭洗衣。他的公寓堆满了书，从《战争论》到《本草纲目》，从《孙子兵法》到莎士比亚。每天晚上，莫爷会考她当天读了什么，答错了就用戒尺打手心。
三个月后的一个晚上，莫爷带我去了一座废弃的工厂。莫纯的声音突然变得紧绷，那里绑着一个满脸是血的男人。杀了他。莫爷递给我一把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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