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京的战争机器，已经开始发出疯狂的轰鸣时。
华北，这片紧挨着伪满洲国的、中国的北大门，早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这里，是当时全中国，最危险，也最复杂的一盘棋。而坐在棋盘边，那个最头疼的下棋人，就是咱们的老熟人——第二十九军军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
自从《塘沽协定》签订，长城防线被一纸文书出卖之后，宋哲元和他的二十九军，就成了一群没有家的“孤儿”，被南京政府扔在了华北，这个危机四伏的“非武装区”里。
他的身份，尴尬到了极点。
对日本人来说， 他是一颗必须拔掉的钉子。二十九军是华北唯一一支有战斗力的中国正规军，而且是在长城上跟“皇军”见过血的。只要这支部队还驻扎在平津，日本人就无法彻底“消化”华北。
对南京的蒋介石来说， 他是一块既好用、又烫手的“挡箭牌”。好用，是因为可以用他来缓冲和日本人之间的直接冲突，让日本人有什么火，都先冲着宋哲元去。烫手，是因为二十九军毕竟是冯玉祥的旧部，是杂牌军，蒋介石既不完全信任他，又怕他被日本人拉拢过去，成为一个新的华北伪政权。
而对宋哲元自己来说， 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走钢丝的人，脚下是万丈深渊，两边都有人在推他。
一边，是日本人天天在推他。
日本驻屯军的特务头子，松室孝良，几乎天天都来“拜访”他。名为“拜访”，实为“逼宫”。
咱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场景：
在北平西交民巷的委员长行营里，宋哲元，这个身材魁梧的山东大汉，穿着长衫，端着茶杯，竭力想表现出一种从容。而他对面，坐着矮小精悍的松室孝良，穿着笔挺的军装，脸上挂着假笑，话里却藏着刀。
“宋将军，”松室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茶叶，“华北的经济，需要振兴。帝国愿意提供贷款和技术，帮助华北‘共存共荣’。”——这是经济诱降。
宋哲元打着哈哈：“好说，好说，这个要从长计议嘛。”
松室又说：“听说二十九军的军纪，最近有些松懈啊。前几天，又有帝国的侨民，被贵军的士兵‘侮辱’了。为了避免误会，是不是可以让贵军，后撤到保定一带？平津的防务，可以由帝国的军队，和‘冀东保安队’，共同维持嘛。”——这是军事逼退。
宋哲元的后槽牙都快咬碎了，脸上还得挤出笑：“误会，都是误会。我一定严加管教，严加管教。”
另一边，是南京的蒋委员长，在遥远地“拉”他。
蒋介石的电报，一封接着一封地来。内容总结起来，就两点：
“要忍”： “与日方樽俎折冲，多方缓和，以迟之为上策。”——意思是，你得跟日本人虚与委蛇，千万别撕破脸，能拖一天是一天。
“要防”： 又时不时地提醒他，要警惕“赤-匪”在华北的渗透，要和他划清界限。
你看，这棋怎么下？
日本人逼他“亲日”，南京让他“防共”，手下的将士们（比如赵登禹、张自忠）天天吵着要“抗日”。宋哲元，就夹在这三股力量之间，被挤得几乎变形。
他既想保全二十九军这副家当，保住华北这块地盘，又不想当第二个汤玉麟，背上汉奸的骂名。
于是，他只能用一种最痛苦，也最屈辱的方式，来维持这盘棋的微妙平衡——妥协。
今天，日本人说要在丰台驻军，他捏着鼻子认了。
明天，日本人说要在北平城里横冲直撞，搞武装游行，他也只能派警察在旁边“维持秩序”。
后天，日本人甚至提出，要享有平津地区的“航空权”，他也只能含含糊糊地答应下来。
他就像一个贫穷的、被恶霸逼到墙角的户主。为了保住正屋不被拆，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恶霸，先是拆了他的院墙，然后又占了他的柴房。他每一次退让，都希望能换来对方的满足。
可他不知道，恶霸的贪婪，是永远没有尽头的。
他的这种“彷徨”与“妥协”，让日本人觉得他软弱可欺，胆子越来越大。也让南京方面，对他越来越不信任。
更致命的是，这严重地挫伤了二十九军内部的士气。那些在长城上用大刀砍出威风的弟兄们，想不通，为什么当初在喜峰口我们都不怕死，现在到了家门口，却要对这帮小鬼子，一忍再忍？
这盘复杂的、令人窒息的华北棋局，已经走到了一个死胡同里。
所有的棋子，都挤在了一起，再也没有腾挪的空间了。
而那个叫“卢沟桥”的棋子，即将成为压垮整个棋盘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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