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0 - 医院门口】
清晨六点四十七分，第一缕阳光刺破云层，却穿不透市中心医院门口聚集的人群。
不是普通患者或家属。
这些人举着自制的标语牌，上面写着粗粝的黑色大字：“基因异常不是罪”“我们要真相”“拒绝人体实验”。有人坐着轮椅，有人拄着拐杖，有人牵着孩子——那些孩子大多面色苍白，眼神却异常明亮，像夜里被惊醒的小动物。
一百二十七人。
苏茗站在人群边缘，手里攥着一张打印纸，指尖发白。纸上是那份名单——《“曙光”项目实验体及后代追踪记录》。她昨晚几乎没睡，一遍遍看着自己的名字和那条新增的备注：
“苏茗，女，生于1982年6月18日，孪生A。基因镜像现象携带者。备注更新（日期：三天前）：建议接触等级：最高。基因序列与ES-019原型体匹配度97.8%。疑似‘第三把钥匙’携带者。处置建议：密切监控，必要时实施保护性收容。”
保护性收容。
这个词让她脊背发凉。在医学上，这通常指隔离传染病人。在赵永昌的语境里，恐怕意味着实验室里的培养舱。
“苏医生？”一个中年女人靠近，眼眶深陷，手里牵着个七八岁的男孩。男孩的左眼瞳孔是奇异的双环结构，在晨光中微微反光。“您也来了。”
苏茗认出了她——王秀英，三年前带儿子来儿科就诊，孩子被诊断为“先天性基因嵌合症”。当时苏茗还纳闷，这种罕见病为什么会在短时间内接诊到第七例。
现在她明白了。这些孩子，这些大人，都是“曙光”项目的遗产。他们的基因被编辑、被实验、被当成数据记录在某个秘密档案里。而当秘密即将曝光时，他们成了需要被“处置”的问题。
“您收到短信了吗？”王秀英压低声音，“昨天半夜，有个陌生号码发来信息，说今天必须来医院门口集合，不然……不然我们的孩子会被带走。”
苏茗的手机在口袋里震动。她掏出来看，还是那个匿名号码发来的新信息：
“赵永昌的人七点整会到你家。你女儿体内有ES-019的基因片段，他们是来取‘样本’的。快跑。”
七点整。还有十三分钟。
苏茗的手开始发抖。她抬头看向医院大门——那里已经聚集了十几个保安，正在布置警戒线。更远处，两辆黑色商务车悄无声息地停在街角，车窗贴着深色膜。
“大家听我说！”人群中一个男人站上花坛边缘，五十多岁，头发花白，声音嘶哑却有力，“我是刘建国，‘曙光’项目第一批实验体。1988年，他们告诉我参加的是‘新型疫苗安全性试验’，结果他们往我身体里注射了改造过的基因载体！”
人群骚动。有人哭泣，有人愤怒地挥舞标语。
“三十年了！”刘建国喊道，拉开自己的衣领，露出颈部一片暗红色的、像树根般蔓延的皮肤病变，“这玩意儿一直在我身体里生长！我的儿子生下来就有心脏缺陷，我的孙子三岁就得了白血病！而他们——”他指向医院大楼，“那些穿着白大褂的‘专家’，告诉我这都是‘遗传概率问题’！”
苏茗感到一阵眩晕。她想起自己女儿确诊时，那些专家会诊上模棱两可的解释，那些无法被现有医学分类的“罕见症状”。
原来不是罕见。
是人为。
“今天我们要一个说法！”刘建国振臂高呼，“公开所有实验数据！赔偿所有受害者！严惩责任人！”
人群应和，声浪渐起。保安开始向前推进，警戒线被拉扯得变形。
就在这时，苏茗的手机响了。不是短信，是来电。陌生号码。
她接起来，那头是一个经过处理的电子音：
“苏医生，看医院大门右侧第三个监控摄像头。”
苏茗抬头。那个摄像头正对着人群，红色的指示灯在闪烁。
“对准它，眨三下眼睛。”
苏茗照做了。虽然不明白为什么。
三秒后，她的手机收到一张图片——是那个摄像头的实时监控画面，但画面被放大了，聚焦在人群后方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身上。男人正拿着一个小型设备，对着人群扫描。
图片下附着一行字：
“基因采集器。赵永昌的人在记录所有到场者的生物信息。你已经被标记。”
紧接着第二条信息：
“现在转身，慢慢走向医院侧门。不要跑，不要引起注意。”
苏茗犹豫了一秒。但当她看到人群中几个陌生人开始有目的地移动，目光不断扫过她和她的位置时，她做出了决定。
“王姐，”她低声对王秀英说，“我得离开一下。如果……如果一个小时后我没回来，打这个电话。”她快速在对方手心写下一串数字——那是庄严被带走前留给她的紧急联系人。
“苏医生，你……”
“照看好孩子们。”苏茗说完，转身挤开人群，向着医院侧门方向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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