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茗感到一阵眩晕。她知道这一天会来，但当法庭真的开始辩论她“兄弟”是不是“产品”时，她还是觉得像在做噩梦。
“法官大人，”一个声音从法庭后方传来，“我请求发言。”
所有人都转过头。
说话的是马国权。老人没有穿律师袍，只是简单的衬衫和西裤，但他的出现本身就带着某种分量——基因和解的象征人物，新文明基石的倡导者。
“马先生，您不是本案当事人……”法官犹豫。
“但我是证人。”马国权说，“不仅是为苏明作证，也是为所有像他一样‘新生的烦恼’作证。法官大人，您知道现在全国有多少类似的案例吗？”
他打开手里的文件夹：“根据我刚刚从基因伦理委员会非公开数据中调取的统计，过去一年，全国共解冻历史遗留冷冻胚胎347例，其中成功培育至可生存状态的有89例。这89例中，有47例使用了不同程度的加速生长技术。也就是说，现在有47个‘苏明’正在面临同样的身份困境。而随着记忆之河的开放，更多人发现了家族中被遗忘的冷冻胚胎……”
法官沉默了。
“这不是一个个案，”马国权走到法庭中央，“这是一个时代的难题。当科技让我们能够唤醒三十八年前的胚胎，当树网连接让这些胚胎在培育过程中产生不可预测的变化，当加速生长技术让一个生命在一年内走完二十年的路……我们旧的法律框架，就像用尺子丈量流水，用秤砣称量月光，完全失效了。”
他转向苏茗：“苏医生，我能问苏明几个问题吗？”
苏茗看向法官，法官点了点头。
马国权走到苏明面前，没有俯视，而是平视——虽然苏明坐着，但他们的目光在同一高度。
“苏明，第一个问题：你认为自己是谁？”
苏明放下平板电脑。他的声音很年轻，但语调有种奇异的沉稳：“从基因上，我是苏茗的孪生兄弟。从经历上，我是睡了三十八年、然后用一年时间快速长大的人。从感受上……我是一个迷路的孩子，既不属于1985年，也不完全属于2025年。”
“第二个问题：你恨那些让你变成这样的人吗？恨你的父母决定冷冻你？恨你姐姐决定解冻你？恨科学家发明了这些技术？”
苏明沉默了很久。
法庭里只有空调的低鸣和书记员打字的声音。
“我不恨。”他最终说，“因为‘恨’需要有一个‘本来应该怎样’的对比。但我没有‘本来’。如果我一直在1985年出生，我可能三岁就死于家族遗传病。如果我从未被解冻，我就只是一管液氮里的细胞。现在的我……至少存在。存在就有机会感受，有机会思考，有机会问‘我是谁’。这比不存在好。”
马国权点点头：“第三个问题：如果法庭今天判决，你必须在以下三个身份中选择一个——A.苏茗的儿子；B.苏茗的弟弟；C.一个独立的、与苏茗只有生物学关联的个体——你会选哪个？”
苏茗屏住了呼吸。
苏明看向她，淡金色的眼睛里流动着复杂的情感。那不是简单的亲情，那是三十八年的时间差，是一年的加速成长，是无数个深夜他因为生长痛而哭泣时苏茗的陪伴，是他快速经历青春期叛逆时两人的冲突，是他发现自己能通过树网“感受”到苏茗情绪时的震撼。
“我选D。”他说。
“没有D选项。”法官提醒。
“那就创造D选项。”苏明站起来——他很高，加速生长让他达到了193厘米，站起来时有种压迫感，“为什么一定要把我塞进现有的分类里？为什么‘儿子’或‘弟弟’或‘陌生人’就是全部可能？法官大人，我昨天通过记忆之河查询了1985年的资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
他操作平板电脑，将一份文件投影到法庭大屏幕上。
那是一份泛黄的医疗记录：
“1985年6月17日，孕妇王秀兰（苏茗母亲）双胎妊娠。经检测，胎儿A有严重遗传病风险，建议终止。但孕妇拒绝，要求冷冻胎儿A，保留将来治疗可能。医生备注：此为中国首例出于治疗目的的自愿胚胎冷冻案例，具有历史意义。”
“看这里。”苏明放大一行小字，“孕妇签署同意书时的附加条款：‘如果未来医学发展能治愈这个孩子，我希望他/她不仅能活下来，还能拥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不要让他/她被‘病人’或‘幸存者’的身份定义。’”
他转向所有人：“我的外祖母，在1985年，就想到了今天的问题。她知道科技会变，伦理会变，法律会变。所以她没有说‘这是我的儿子’或‘这是苏茗的弟弟’，她说的是：‘给他选择的权利。’”
法庭鸦雀无声。
苏茗的眼泪终于滑落。她从未见过这份完整的文件——母亲去世时她还小，档案也经过多次转移和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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