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权：所以你当时就离开了？
马文华：我害怕了。不是害怕他的野心，是害怕我自己——我竟然觉得他说得有道理。所以我逃了，逃到美国，改学农学，一辈子没再碰医学。我以为这样就能切割。但切割不了记忆。尤其是……1958年我回国探亲时，见到他的那一次。
（全息投影切换：1958年上海某咖啡馆，两个中年男子对坐。马文华西装革履，丁守诚穿着中山装，但眼里有光）
马文华：他那时已经是医学院副教授，主持一个小型遗传实验室。他给我看了一份手稿——他准备发表的论文，关于“通过选择性育种优化实验鼠的学习能力”。我说：“守诚，这听起来像……”
庄严：像优生学。
马文华：对。但他说：“不，这是科学化的人道主义。如果我们能消除遗传病，提高智力均值，减少暴力倾向，那战争、贫困、犯罪都会消失。”我问他：“谁来决定什么基因该留，什么该消除？”他笑了，那种我熟悉的、纯粹到可怕的笑容：“当然是科学。科学是客观的。”
苏茗（低声）：科学从不客观。科学是人做的。
马文华：我说不过他。但我在他实验室里，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不是老鼠，是人类胚胎标本。很小，泡在福尔马林里，标签写着“自然流产产物”。但我知道不是。因为其中一具……有手术切割的痕迹。子宫内切除的痕迹。
（听证室温度仿佛骤降五度）
庄严（缓缓转头，看向苏茗。苏茗脸色惨白。两人同时想到：苏茗的孪生兄弟，1985年的“自然流产”，丁守诚是当时的产科顾问。还有庄严自己那个存在疑点的出生证明，1949年，丁守诚刚成为住院医师的年代）
马文华：我质问他。他平静地说：“文华兄，有些生命注定无法存活。与其让它们痛苦地出生、死亡，不如在胚胎期就……优化掉。我是在减轻痛苦。”我问他：“谁给你权利决定哪些生命‘注定无法存活’？”他说：“疾病给我的权利。基因给我的权利。”
马国权：所以……爷爷他早就……
马文华：早就开始了。不是从二十年前那个基因实验事故开始的。是从更早，从1943年那个停尸房，从1958年那个实验室，从每一个他称之为“优化”的决定开始的。但我没有揭发他。因为……我也是共犯。
庄严：什么？
马文华（脑电波出现剧烈紊乱。合成音开始断断续续）：1958年那次见面……他给了我一份数据。是他在战后秘密整理的……华东地区十三个家族的遗传病谱系。其中一些家族……有罕见的遗传性心脏病，但同时也出过很多天才，音乐家、数学家。他说：“文华兄，你看，疾病和天赋可能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如果我们能分离它们……”我需要那份数据。因为……我在美国的雇主，一家生物技术公司，正在研究遗传病与特殊能力的相关性。他们承诺，如果我能提供亚洲人群的独特数据，就资助我妻子的癌症治疗。
（全息投影显示一份泛黄的合同：马文华签名，日期1958.11.3，条款包括“提供不少于200例亚洲特异遗传谱系数据”，报酬栏是天文数字，备注：预付30%用于玛格丽特·马（乳腺癌三期）治疗）
马国权（第一次失态，手杖掉落在地）：奶奶的癌症……是用这个钱治的？
马文华：治了三年。她多活了三年。代价是……我把丁守诚收集的——其中一部分是从那些畸形儿标本的家族后代中秘密采集的——基因数据，卖给了美国人。那些数据后来……成为了国际基因黑市的早期资源之一。赵永昌的公司，二十年前收购的数据库里，就有我当年卖出去的数据的衍生版本。
庄严（闭上眼睛，仿佛在承受物理打击）：所以……我们追查了这么久的基因黑市源头……有一部分在这里。在1943年的停尸房，1958年的交易。
马文华：我是第一个把中国人的基因数据大规模卖到国外的人。丁守诚是第一个大规模收集的人。我们是一体两面。他为了“科学理想”，我为了“个人情感”。但结果一样：我们都把生命当成了可以交易的数据点。
苏茗（声音很轻）：马老先生，您今天说出这些……是为了忏悔吗？
马文华（长时间沉默。生命维持系统发出规律的滴滴声）：不。忏悔太轻了。我是为了……纠正一个错误。一个我隐瞒了六十年的错误。
（全息投影切换：一张黑白照片。两个婴儿，裹在襁褓里，并排躺着。拍摄日期：1949年9月12日。照片背面有褪色字迹：“双生子，庄姓，母亡，父不详。左活，右死。丁师处理。”）
庄严（猛地站起来，椅子向后倒去）：这是……什么？
马文华：1949年秋天。上海解放前夕，一家私人妇产医院。一个难产的女人，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婴后大出血死亡。没有丈夫出现。医院按照惯例，将“无主婴儿”送往合作的孤儿院。但那天值班的儿科顾问是……丁守诚。他检查了婴儿，发现了一个罕见现象：两个婴儿是镜像双胞胎，但其中一个心脏严重畸形，另一个完全健康。按照当时的医疗条件，畸形婴儿活不过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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