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在下午五点零三分准时进站。晨光拎着藤箱从车厢里下来，宁城的站台比老家的要窄一些，铺的水泥砖有几块翘了起来，踩上去脚底硌得慌。他随着稀稀落落的人流出站，天阴着，风里带着一种陌生的味道——说不上来是什么，大概是宁城靠南，空气里多了一层湿漉漉的东西，贴在皮肤上，黏黏的。
他按着信上落款的地址问路。卖烟的老头儿往南指了指，说过了那座石桥再走一里地，看见一棵大榕树就到了。晨光走过去，石桥是旧的，桥面的石板被无数脚步磨得光滑滑的，桥下的水混浊，流速不快，漂着几片不知从哪儿落下来的枯叶。过了桥，路窄起来，两边的房子挤得近，檐角几乎要碰在一起，中间只留出一条窄窄的天。他在那棵大榕树跟前停下来，榕树的气根垂得密密匝匝，像一面棕色的帘子。树旁边是一扇木门，门板上的漆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灰白的木纹。门虚掩着。
他推门进去，院子很小，比老家的小了一半不止。地上铺着碎砖，砖缝里长着青苔，滑腻腻的。正对着门的是一排三间平房，窗户开着，窗帘被风吹得鼓起来又瘪下去。晨光站在院子当中叫了一声：“先生。”声音在院墙之间弹了一下，落下去，没人应。
他又叫了一声。第二声刚出口，东边那间屋子的门就开了。
贺先生站在门口，穿着一件灰布短褂，袖子卷到胳膊肘以上，露出的小臂上贴着一块膏药。他比去年秋天瘦了一些，颧骨更显了，但眼睛还是亮的，看见晨光，眼睛弯了一下，嘴角也跟着弯了一下。
“进来了也不先敲个门。”贺先生的声音哑哑的，像是刚睡醒，又像是嗓子被什么东西糊住了，“外头凉，进来。”
晨光进了屋。屋里果然像丽媚说的那样，书堆得到处都是——桌面上摊着，凳子上摞着，墙角的地上码了齐齐的两排，顶到膝盖那么高。桌上一盏煤油灯亮着，灯罩蒙了一层烟灰，光透出来昏昏黄黄的。贺先生走到桌边把堆在椅子上的几本书搬开，腾出一块地方让晨光坐。
“腰怎么样了？”晨光把藤箱放下，没坐，看着贺先生的后背。
“没事，闪了一下，养了两天就好了。”贺先生转过身来，拍了拍自己的腰侧，“老刘这人嘴碎，什么事都往外传。我跟他带话的人说了别告诉你。”
“王师傅来送煤球，碰见修鞋的老刘，老刘跟他说的，他转头就告诉我了。”晨光说，“您写信的时候怎么不说？”
贺先生没有接这句话。他走到墙角的水壶旁边，倒了一碗水递给晨光。碗是粗瓷的，碗沿有个小小的缺口，不扎手。晨光接过来喝了一口，水是温的，有一点铁锈味。
“丽媚还好？”贺先生在床沿上坐下来，床板吱地响了一声。
“好。石榴树打花苞了，她说等开了给你描一张寄来。”晨光把碗放在桌上，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递过去，“这是她写的。”
贺先生接过去，没有立刻看，把信放在膝盖上，手指在信封角上按了按。“她做的那罐腌萝卜带来了？”
“带了。在藤箱里，还有两双布鞋、一包虾皮。”
贺先生点了点头。窗外有一阵风灌进来，煤油灯的火焰歪了一下又正回来。贺先生抬起眼看了看晨光，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小会儿，像在数什么似的。
“你长高了，”贺先生说，“肩膀也比上回宽了。”
晨光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的肩头，好像看不出什么变化。“您瘦了。”
贺先生笑了一下，笑纹从眼角拉开来，很深。“瘦了好，夏天凉快。”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把被风吹得扬起来的窗帘拢了拢，拿一个旧墨水瓶压住一角。“你住西边那间屋子，我昨天收拾过了，换了床单被套。”
晨光拎着藤箱去了西屋。屋子确实收拾过，床上的被套是蓝底白花的，叠得整整齐齐，枕头套上的折痕还一道一道的。窗台上搁着一只白瓷瓶，瓶子里插着一枝不知道什么树的枝条，叶子细长的，蔫蔫的，像是插了有几天的样子。晨光把藤箱放到床脚，把布鞋和虾皮拿出来搁在桌上，那罐腌萝卜用油纸裹着，他拆开油纸看了看，罐子封得严严实实的。
他回到东屋的时候，贺先生已经把那封信拆开了，正低着头看。信纸铺在膝盖上，他的视线沿着字行一行一行地走过去，走得很慢，像一个人在田埂上散步，不赶时间。看到末尾那句“石榴树打了花苞”的时候，他的嘴角动了动，极轻极轻的，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丽媚的字比去年好了。”贺先生把信纸折回去，放进信封里，“撇捺都稳了，以前写‘人’字那个撇总往左歪，现在正了。”
“她练了大半个冬天，”晨光说，“每天吃完饭描一张字帖，描完拿给您以前给她写的那个范本比，比完了再描下一张。”
贺先生没说话，把信封放进枕头底下压着，手从枕头底下抽出来的时候，带出了一把折扇。扇骨是竹制的，颜色已经盘成了深琥珀色，油润润的。他把折扇打开，扇面上画着一丛兰草，墨色淡了，但兰叶的姿态还在，一撇一捺地伸展开来，疏疏朗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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