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初的盛京码头，河面上的冰已经化净了，只剩下北岸背阴处还贴着几缕灰白色的冰渣子，像褪干净的鱼鳞。阿勒河水涨了两指宽，水流比冬天急了些，裹挟着上游冲下来的枯枝和草茎，在码头木桩之间打转。老乔治蹲在栈桥尽头，手里捏着一根刨光的木尺，正在量水位。他今年七十五了，背驼得厉害，量水位时必须侧着身子，让那只没花眼的右眼对准尺上的刻度。
“比昨儿又高了半寸。”他回头对正在系缆绳的船工说，“今年春汛来得早，科隆那边来的船怕是得推迟两三天。”
船工嗯了一声，把麻绳在木桩上打了个丁香结。码头上堆着准备发往科隆的货：六捆细布，每捆二十匹，用浸过桐油的麻布包着；八只木箱，里头装着汉斯铁匠坊新打的铁犁头，箱缝里填了刨花防震。再往后是几个用稻草包裹的窄木盒，那是朱塞佩玻璃工坊上个月烧出来的一批蓝玻璃杯，彼得试新配方时顺带做的，杯壁比往常厚些，但蓝度纯正。
辰时刚过，下游方向传来一阵号角声。不是盛京码头常见的莱茵河船夫那种短促的牛角号，而是一种更长、更弯曲的铜号，声音低沉，带着鼻腔共鸣，在河谷里荡开时显得有些突兀。
老乔治直起腰，朝下游望去。
河弯处转出一条船。船身约莫四十尺长，比盛京常见的莱茵河平底驳船窄些，但吃水更深，船头尖细地翘起来，像一把出鞘的短刀。最显眼的是船帆——不是方帆，也不是盛京船队用的那种横纵混合帆，而是两面巨大的三角帆，前帆小后帆大，帆面是灰白色的粗亚麻，被风吹得鼓胀，船速明显比本地船只快得多。船舷两侧各有一排桨孔，但没有伸出桨来，说明此刻全凭风力。
“外乡船。”老乔治眯起眼。他在莱茵河上跑了快六十年，从亚琛到巴塞尔的每一段水面都熟得很，但这种船型他只见过两次——一次是很多年前在科隆，一次是在他年轻时跟着商队南下意大利，在地中海港口远远望见过。那是萨拉森人的船，或者说，是跟萨拉森人做生意的希腊人、犹太人或埃及人常用的船型。
船朝码头驶来。船头站着一个男人，穿着一身被海风吹得发白的深蓝色长袍，头上缠着一圈白色头巾，身材中等，肩膀宽，腰杆挺得笔直。他手里没有拿武器，只是扶着船头的缆桩，用一双深褐色的眼睛打量着盛京的码头。
码头上干活的人陆续停下手中的活计。远瞳队员从城门那边走过来，手按在短棍上，但没有拔出来。杨保禄接到通报时正在藏书楼核对二月份的账目，他放下鹅毛笔，从窗口看了一眼那条船，然后下楼朝码头走去。
船在码头外约莫三十步的地方下了锚。船身吃水很深，说明载货不少。那个穿深蓝长袍的男人从船舷放下一块跳板，率先踏上了盛京的码头木板。他的靴子很奇特，尖头微翘，靴筒软塌塌地裹到小腿肚，是皮革缝制的，走起来几乎不发出声响。
他站在跳板尽头，环顾了一圈码头上的货堆，然后用拉丁语开口了。他的拉丁语带着浓重的外国口音，元音拉得很长，辅音又咬得极轻，像唱歌一样，但用词很准确，说明不是临时学的。
“愿平安与你们同在。”他说，“我是易卜拉欣，从君士坦丁堡来，经过科孚、威尼斯，沿着这条大河向北走了二十三天。我在威尼斯听说，阿勒河谷有一个叫盛京的地方，织出的布比埃及的亚麻还要细密，烧出的玻璃比君士坦丁堡的彩窗还要蓝。我想看看这是不是真的。”
杨保禄走到栈桥前，与老乔治并肩站着。他今天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羊毛长袍，腰间系着盛京工匠常穿的那种粗布围裙，看起来不像个领主，倒像个管账的掌柜。他用拉丁语回答，语速不快，每个词都咬得清楚。
“我是盛京的杨保禄。你说你从君士坦丁堡来，船上的货是什么，你想换什么，先说清楚。”
易卜拉欣微微笑了笑。他从长袍内襟里掏出一块折叠的羊皮纸，双手展开。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拉丁文，但字体与加洛林小草书体不同，字母更圆润，带着希腊书法的影子。
“这是我的货单。”他走上前几步，把羊皮纸递给杨保禄，“船上有塞浦路斯铜锭十二块，每块重四十磅；希腊硝石八桶，每桶约六十磅；还有一本从君士坦丁堡商人行会抄来的手册，记录了从黑海到地中海每个大港的通关税率、商路里程和季节风向。我想用这些，换你们的细布、蓝玻璃，以及那种铁制的犁头。”
杨保禄接过货单，没有立刻看，而是转手递给了身后的卡洛曼。卡洛曼今天正好在盛京，他站在人群边缘，穿着他那件旧猎装，头发灰白，眼神比年轻人还利。他接过羊皮纸扫了一眼，然后用流利的拉丁语对易卜拉欣说：“君士坦丁堡的商人行会手册？那东西可不是随便能抄到的。你是行会的人，还是从别人手里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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