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10日,清晨六点过三分,莫斯科西南方向约三十五公里处,代号“橡树”的临时集结地。
寒冷像一层透明的玻璃纸包裹着整个世界,让每个声音都变得沉闷,每个动作都显得笨拙。我从半睡半醒中挣扎着睁开眼睛,第一感觉不是光线,而是重量——寒冷有重量,它压在我的胸口,让每一次呼吸都变成需要刻意完成的努力。
然后我听到了那个声音。
不是炮声,不是引擎声,而是更细微、更令人不安的声音:金属刮擦地面的摩擦声,就在“莱茵姑娘”附近。我立即清醒,手摸向放在身边的手枪。轻轻推开舱盖一条缝,晨光惨白如死鱼腹部。
两个身影正在坦克后方忙碌。不是苏军——穿着德军制服,但动作鬼祟。其中一人正从我们堆放在坦克旁的补给箱里取出什么东西,塞进自己的背包。另一人蹲在燃料桶旁,用虹吸管偷取柴油。
盗窃。在前线,在苏军反攻的阴影下,我们的人在偷自己人的补给。
我推开舱盖,手枪握在手中。“停下。”
两人僵住了。借着晨光,我看到他们是步兵连的人,年轻得可怕,脸上写满营养不良的苍白和冻伤的紫红。偷燃料的那个士兵手里还握着虹吸管,柴油滴在雪地上,形成一个个黑色的污渍。
“少尉,”偷食物的士兵结结巴巴地说,“我们……我们的连昨天一整天没收到补给。有两个人夜里冻死了。”
我看着他们。军装破烂,靴子用麻绳捆着,脸颊深陷。他们的眼睛里有某种让我感到恐惧的东西:不是羞耻,不是愧疚,而是纯粹的、动物般的生存欲望。
“放下东西,离开。”我的声音比预想的更平静。
他们犹豫了一瞬,然后放下手中的物资,转身踉跄着跑开,消失在晨雾中。
我爬出坦克,检查损失。食物箱被打开了,两罐肉罐头失踪。燃料桶少了大约五升柴油。弹药箱完好——幸好他们没动弹药,或者没来得及。
威廉这时也从驾驶舱出来,他看到了整个过程。“现在连自己人都不安全了。”
“饥饿和寒冷比敌人更能摧毁纪律。”我说,重新封好补给箱。
上午七点,我们进行补给清点。这不是例行检查,而是一种仪式——确认我们还拥有什么,还缺少什么,还能坚持多久。
卡尔召集车组,韦伯从坦克里搬出所有剩余物资,在地上排列整齐。景象令人绝望:
弹药区:
· 75毫米穿甲弹:3发
· 75毫米高爆弹:5发
· 7.92毫米机枪弹:217发(精确到个位数,因为我们在数子弹)
· 手枪弹:12发
· 手榴弹:2枚
燃料区:
· 柴油:约85升(在400升容量的油箱里)
· 发动机润滑油:半罐(冬季型号)
· 液压油:几乎见底
食物与饮水:
· 硬面包:1.2公斤(五人份)
· 肉罐头:3罐(可能是马肉)
· 油脂:一小块,约100克
· 代用咖啡粉:不到50克
· 饮用水:每人半壶,约1.5升
其他物资:
· 医用绷带:2卷
· 磺胺粉:几乎用完
· 防冻液:无
· 备用履带销:1个
· 维修工具:基本齐全,但磨损严重
韦伯看着地上的物资,年轻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真正的恐惧。“这些……这些只够一天,如果发生战斗的话。”
“如果不发生战斗,也许两天。”埃里希说,他在检查那三发穿甲弹的引信,“前提是我们不移动,不开火,不消耗。”
“但我们必须移动,”威廉指出,“苏军在推进,停留意味着被包围。”
卡尔沉默地看着这份清单。作为车长,他必须做算术:如果发生中等强度战斗,机枪弹可能在一小时内耗尽;穿甲弹只够对付三个装甲目标;燃料只够行驶约四十公里;食物只够维持基本生存热量。
“重新分配,”他最终下令,“从今天起,每日口粮减半。威廉,计算最省油的行驶方式。埃里希,没有我的直接命令,不准开火。韦伯,每发炮弹都要精确记录使用原因。”
我们默默执行。韦伯将弹药重新装车,动作小心翼翼,仿佛那些炮弹是易碎的瓷器。威廉调整了发动机怠速,降低了百分之二十——这会减少功率,但节省燃料。埃里希在瞄准镜旁贴了一张纸条:“三发。珍惜。”
上午九点,后勤军官终于出现了。不是亲自来,而是派了一辆摩托车通讯兵。年轻的通讯兵递上一份打印的物资分配表,纸张在寒风中脆得像干树叶。
卡尔扫了一眼,脸色变得严峻。“解释一下,”他指着表格上的数字,“为什么我们排只分到十升柴油和五十发机枪弹?”
通讯兵咽了口唾沫,眼神躲闪。“所有单位都减半了,少尉。运输车队昨天在途中遭遇空袭,损失了八辆卡车。铁路线被游击队破坏,维修需要至少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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