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爷,有才无德,是国之贼啊。”
吴伯宗叹了口气,
“汉武帝重用桑弘羊,天下户口减半;唐玄宗重用李林甫,酿成安史之乱。
这些人,哪个不是才干出众?可就是因为德行不修,才把国家搅得一团糟。
臣怕新学选出来的,多是这样的人。
到时候酷吏遍地,百姓受苦,反而得不偿失。”
第三条,他伸出第三根手指,语气更沉了几分:
“其三,教化之忧,什么是教化?不是教百姓怎么吃饭、怎么干活,是教百姓怎么做人。
官府办社学,设科举,根本目的不是教百姓谋生,是移风易俗,是让天下人都明礼义、知廉耻、守本分。
百姓懂礼,就不会作乱;百姓知耻,就不会犯法,这才是教化的根本。”
“可新学教的是什么?是算学、是手艺、是谋生的本事。
说白了,就是教怎么赚钱、怎么干活,这不是教化,这是授业。
把授业当成教化,就是本末倒置。
王爷想想,要是天下人都觉得,学手艺就能当官、就能发财,谁还愿意讲礼义廉耻?
大家都去学能赚钱的本事,都去琢磨怎么投机取巧,民风就会变得越来越功利,越来越浮躁。”
“民风一坏,再想挽回来就难了。
到时候父子争利,兄弟反目,邻里相欺,人人都往钱眼里钻,仁义道德没人提,礼义廉耻没人守。
这样的世道,就算钱粮再多,军械再精,又有什么意思?百姓过得不会幸福,江山也不会安稳。”
说到第四条,吴伯宗的神情格外郑重,对着老朱深深一揖:
“其四,国本之忧,陛下,自古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阶层,是王朝的根基。
他们读圣贤书,忠君爱国,辅佐君王治理天下,维系地方秩序。
朝廷的政令靠他们推行,地方的治安靠他们维持,乡里的教化靠他们引领。”
“科举取士,让天下读书人都有盼头,都愿意站在朝廷这边。
所以士心稳,则天下稳,可现在王爷另开新学仕途,等于告诉天下人:不读圣贤书,也能当官。
这看似是多了一条路,实则是分化了士心,动摇了士大夫阶层的根基。
“以后,朝堂上会分成两拨人:一拨是科举出身的儒臣,一拨是新学出身的技官。
两拨人理念不同,来路不同,必然互相倾轧,党争不断。
党争一起,朝政就乱了,历朝历代,党争都是亡国的前兆啊陛下!”
“再者,地方上的士绅,都是科举出身的家族,他们是朝廷在地方的支柱。
要是他们觉得朝廷不重视儒学了,不重视读书人了,他们的心就凉了。
地方士心一散,朝廷的政令到了地方,就没人真心推行了,这不是动摇国本是什么?”
四条说完,吴伯宗再次躬身行礼,语气恳切至极:“陛下,王爷。
臣所言句句出自肺腑,没有半分私心。
臣并非反对学技艺,臣只是反对把技艺抬到与道统并列的高度,反对另开仕途扰乱选官之法。
臣以为,技艺可以让胥吏学,可以让工匠学,可以在国子监设个杂科,没必要大张旗鼓开新学、开仕途。”
“祖宗之法,千年规制,不是不能改,但不能乱改。
一动根基,后患无穷,还请陛下三思,请王爷三思。”
吴伯宗这番话可以说是有理有据,既没有人身攻击,也没有扣大帽子,
全是从儒家治国的核心逻辑出发,层层递进,把新学的“危害”讲得明明白白。
殿里的文官们听完,一个个面露赞同之色,不少人都微微点头。
“吴学士说得太对了!这才是正理!”
“是啊,从道统到国本,处处都说到点子上了。”
“还是吴状元有学问。”
底下的议论声不大,却清晰可闻。
不少文官都挺直了腰杆,觉得吴伯宗这番话,肯定能说动陛下,至少也能让秦王好好掂量掂量。
就连老朱,也微微皱起了眉头,显然是听进去了几分。
他不怕文官们闹,也不怕他们为了私利反对。
可吴伯宗说的这些,关乎道统、关乎治道、关乎江山稳固,这些都是他作为皇帝,不得不考虑的事。
老朱的目光,缓缓落在了朱瑞璋身上。
他想看看,自己这个弟弟,要怎么反驳这番话。
朱瑞璋站在原地,静静地听完了吴伯宗的长篇大论。
他不得不承认,吴伯宗确实是个人物。
比起宋讷的迂腐、任昂的偏激,吴伯宗的逻辑要完整得多,也更有迷惑性。
他站在道德和道统的制高点上,从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出发,听起来全是为国为民的好话。
要是换个别的藩王,或者换个普通的大臣,说不定真就被他说动了。
可惜,他是朱瑞璋。
一个从后世穿越过来的人,见过更广阔的世界,知道历史的走向。
他太清楚这套逻辑的问题在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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