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大约三十岁，面容瘦削，颧骨突出，眼窝深陷，头发剃得很短，露出青色的头皮。他穿着一身熨帖却无任何标志的深灰色便装，背脊挺得笔直，像一杆标枪。双手平放在桌面上，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他叫里昂·格拉斯。
窗外的街道上，隐约传来红军整齐的脚步声和偶尔的口令声。这声音像冰冷的针，一下下刺着他的耳膜和神经。
十年。整整十年。
那时，他二十岁，是科特斯钢铁厂最有前途的年轻技工，也是厂里夜校识字班的明星。当维克多·艾伦将火种带进工厂时，他是第一批被点燃的。他狂热地吸收那些理论，在熔炉旁、在工棚里，用他清晰的头脑和略带书卷气的表达，向工友们描绘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世界。他们叫他“学生里昂”，既是调侃，也是敬佩。
八年前，当帝国与卡森迪亚的战争陷入泥潭，帝都物资匮乏、人心思变，维克多等人抓住时机，发动了席卷工人区和部分城区的起义。那是何等激动人心的日子！巷战、街垒、红旗第一次插上市政厅的屋顶……最终，他们甚至短暂地控制了帝都，进入了翠枝宫。虽然只存在了短短七十二天，但那七十二天，对年轻的里昂而言，是天堂般的七十二天。
他被选举为“临时苏维埃”的人民委员，分管工人区的生产和供给。他坐在曾是贵族老爷们享乐的华丽厅堂里，和同志们一起商讨如何分配粮食，如何恢复生产，如何审判囤积居奇的奸商。权力！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了“人民”，为了“理想”！他觉得自己站在历史的潮头，在亲手塑造一个全新的世界。那张在真理宫阳台上的合影，就是他人生最高光的时刻。
然后，卡森迪亚的铁拳砸了过来。
里昂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也是地狱的入口。
他亲眼看到曾一起拍照的同志被炮弹撕碎，看到熟悉的工友在饥饿中倒下，看到帝国许诺的“赦免”与“前程”像诱饵一样在血海彼岸摇晃。恐惧——对死亡的恐惧，对失败后一无所有的恐惧，对重新跌回臭水沟般贫贱生活的恐惧——像冰冷的藤蔓缠住了他的心脏。他想起了早亡的父亲，想起了靠缝手套熬瞎了眼睛才供他念完初中的母亲……“理想”在生存的本能和血淋淋的现实面前，显得如此苍白脆弱。
他用同志的生活换来了宪兵司令的职位。
背叛开始，就再也无法回头可能。临时苏维埃被血洗，翠枝宫重新插上了鸢尾花旗。许多曾信任他、与他并肩战斗的同志，倒在了他指引的道路上，倒在了宪兵队的枪口和刑具下。他从“学生里昂”，变成了帝国情报部门最锋利的刀。
他学会了穿笔挺的制服，学会了冷漠的表情，学会了用酷刑和杀戮来巩固自己的地位，用酒精和麻木来逃避夜半的噩梦。他试图彻底杀死心中那个曾站在翠枝宫阳台上、眼神明亮的青年，用权力和鲜血将自己包裹起来。他成了最狡猾的政治投机者，在帝国崩溃的前夜，还试图烧毁档案、洗白身份，幻想能在新的政权下找到缝隙生存。
但真能逃掉吗？
当赤色的浪潮再次涌向帝都，当维克多·艾伦的名字再次如雷贯耳，当那面他曾为之奋斗过的红旗再次插上翠枝宫——这一次是彻底地、稳固地——他知道，审判的时刻到了。不是法律的审判，是历史的审判，是良知的审判，是那些永不瞑目的亡魂的审判。
他试过逃跑，但所有通道都已关闭。他也曾一闪念想去“自首”，但他清楚自己手上沾满的是什么血。他没有艾德里安那种“权力交接”的资格，他只有血债。
窗外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似乎有队伍停在了这栋楼附近。楼下传来隐约的说话声和敲门声，那声音规律而坚定，是新的秩序在执行它的程序。
里昂的身体几不可察地颤抖了一下。他缓缓低下头，目光落在桌面上。那里除了那个相框，还放着一把擦得干干净净、装满子弹的帝国制式手枪，旁边是一张摊开的信纸，上面写满了字，墨迹已干。
他的目光在照片中那个被同志们簇拥着、站在帝国权力中心阳台上、笑容灿烂的青年自己脸上停留了许久，仿佛要穿透十年的光阴和血污，触摸那一刻的温度。然后，他的视线移到旁边冰冷黝黑的枪械上。
最终，他伸出手，不是拿枪，而是拿起了笔，在信纸的最后，用力地、几乎划破纸背地添上了一行字。
然后，他放下了笔，深吸一口气，仿佛要将这房间里十年的悔恨、恐惧、自我欺骗和那早已腐烂的理想，一并吸入肺腑，再彻底呼出。
他拿起了手枪。枪柄冰凉，沉甸甸的，像他这些年来背叛的一切。
他抬起头，最后看了一眼窗外——透过窗帘的缝隙，能看到一角灰白的天，和远处皇宫方向，一面崭新的、巨大的红旗，正在曾经合影的阳台附近，迎风招展。
一声沉闷的枪响，在寂静的房间内爆开，又被厚实的墙壁和窗外新生的城市的喧嚣迅速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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